第三章 红布条（1/2）

腊月二十一，老李从郑庄出来，沿著黄河故道大堤往东北方向走。

风比昨天更大了，从黄河故道的方向刮过来，裹著沙土和枯草屑子，打在脸上生疼。老李把狗皮帽子往下拽了拽，帽檐几乎盖住了眉毛。大金鹿在坑洼的土路上顛簸，后座上的榆树皮捆得结结实实，但还是在顛簸中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他昨晚没找到合適的人家落脚，在一个废弃的看瓜棚子里对付了一宿。瓜棚子四面透风，他用榆树皮捆子挡了一面，蜷缩在里面啃了两块乾粮，喝了几口凉水，算是过了夜。

今早起来，腰疼得厉害。五十二了，不比年轻时候。年轻时在福建当兵，野外露营是家常便饭，铺个雨衣就能睡。现在不行了，冷风一吹，老寒腿就犯。

但他不能停。

腊月二十三就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他必须在年前把这几个人家走完。那个小本子上还有好几个名字等著他核对。

从郑庄出来往东北走了大约十五里地，眼前出现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比魏湾镇和郑庄都大，估摸著有一百多户人家。村子坐落在黄河故道大堤的北坡上，房子灰压压一片，从堤脚一直铺到堤半腰。

村口有一棵老槐树。

老李停下车，远远地看了一会儿。

那棵槐树是真的大。树干粗得三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巨伞，把村口一大片地方都罩住了。树枝虬结盘曲，像无数条黑色的蛇纠缠在一起。树皮是深褐色的，裂成一块一块的鳞片，像是老得不能再老的皮肤。

但让老李注意的是树上的东西。

红布条。

满树都是红布条。粗的、细的、新的、旧的、鲜红的、褪成粉白色的，缠在树枝上、系在树杈上、掛在树梢上，风一吹，几百条红布条一起飘动，像是一片红色的雾。

老李的眉头皱了起来。

红布条系在槐树上，而且全系在朝西的枝椏上——又是朝西。

他推著车慢慢走近。到了槐树底下，他停下车，抬起头仔细看。

有些红布条已经很旧了，布条发白，边角都烂了，像是系了好几年的。有些是新的，布条鲜红，系得紧紧的，风一吹就绷得直直的。

老李伸出手，拉住一根较新的红布条，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不是花香，是檀香，掺著纸灰的味道。

他鬆开布条，往后退了两步，低头看了看树根。

树根从地面鼓起来，像老人的筋脉一样蜿蜒伸展。树根周围的泥土是黑色的，但黑色底下透著一层暗红，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地里往外渗。

老李蹲下来，用手指抠了一点泥土，放在手心里搓了搓。

泥土是湿的。腊月的天，冻土应该硬得像石头，但这块土是软的，甚至还有一丝温度。

他把土甩掉，站起来，拍了拍手。

这时候，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你找谁？”

老李转过身。一个老头站在村口，七十来岁，佝僂著腰，穿著一件对襟黑棉袄，头上戴著一顶毡帽。他的脸皱得像核桃，但眼睛很亮，亮得不像是这个年纪的人该有的。

“老乡，”老李从兜里掏出一支烟递过去，“我是收榆树皮的，路过贵村，想找户人家歇歇脚。”

老头接过烟，没点，別在耳朵上。他的目光从老李的脸上移到自行车后座上的榆树皮上，又移回到老李的脸上。

“收榆皮的？”老头的声音沙哑，像是从石磨缝里挤出来的，“你不是本地人。”

“不是，曹州的。”

“曹州哪儿？”

“曹县。”

老头点了点头，像是在確认什么。然后他忽然凑近了一些，压低声音问了一句：“你收榆皮，认不认识一个叫李德厚的人？”

老李心里咯噔了一下，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摇了摇头：“不认识。收榆皮的多著呢，各地都有，我走南闯北的，也认不全。”

老头盯著他看了几秒，然后“嗯”了一声，退后一步。

“你来得不巧，”老头说，“我们村不留外人过夜。”

老李问：“为啥？”

老头没回答，转过身，佝僂著腰往村里走了。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来，头也没回地说了一句：“那棵树上的红布条，你看见了？”

“看见了。”

“知道是干啥的不？”

“系红布条，一般是求平安的。但系在槐树上，少见。”

老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老李脊背发凉的话：

“那棵树底下埋著人。埋了好几个。红布条不是求平安的，是怕他们出来。”

说完，老头走了，佝僂的背影在村道上一晃一晃的，很快就消失在了一堵土墙后面。

老李站在槐树下，风吹得满树红布条猎猎作响。他把双手插进棉袄口袋，右手摸到了那个泛黄的小本子，左手摸到了一把乾粮——硬邦邦的杂麵饼子，硌手。

他犹豫了。

那老头的话说得很清楚——不留外人过夜。但他今晚必须找个人家落脚，腊月的天，再睡瓜棚子，老寒腿受不了。

他推著车进了村。

村子比看上去的还要大。主街东西向，宽能走马车，两边是各家各户的院门。院门有的是木板的，有的是铁皮的，有的就是几根木棍绑在一起。街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一两条土狗蜷在墙根下晒太阳，看见老李，连叫都不叫，只是抬起眼皮看他一眼，又把头埋回爪子里。

老李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人家的大门上贴著黄纸。

不是一张两张，是很多家。从村头到村尾，他数了数，至少有十几户人家的门楣上贴著黄纸，有的还贴著白色的门对子——那是办丧事才贴的。

他心里大概有了数。

走到街中间的时候，老李看见一户人家的院门开著，门口站著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正在往门框上贴什么东西。

他推车走过去，喊了一声：“大嫂。”

女人回过头，手里拿著一卷黄纸。她的脸色很不好，眼袋发青，嘴唇发白，像是好几天没睡觉。她看了老李一眼，目光有些呆滯，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你是……？”

“收榆树皮的。”老李指了指车后的榆树皮捆子，“路过贵村，想找户人家歇歇脚，管顿饭就成，不要钱。家里有榆树皮的话，我给您收走。”

女人犹豫了一下，往院子里看了一眼，又看了看老李的车和榆树皮。

“进来吧。”她说，声音有气无力的。

老李把车推进院子，靠墙支好。院子不大，但收拾得还算利索。三间正房，砖瓦到顶，在村里算是殷实人家。东边有一棵榆树，不大，树皮完整。西边是灶房，烟囱里冒著烟。

但老李一进院子就闻到了一股味道。

不是饭香，是纸灰味。混在炊烟里，呛得人嗓子发紧。

他不动声色地把车停好，从褡褳里掏出那捲牛皮纸包著的盐，递给女人：“大嫂，这是规矩，一包盐，算我的饭钱。”

女人没接，愣了一下：“你不是说不要钱吗？”

“不要钱，但这盐你得收下。这是『开口盐』，走江湖的规矩。你收了我的盐，我在你家吃饭，讲什么故事你都得听著，不能打断。”

女人犹豫了一下，接过了盐，攥在手里，不知道说什么好。

老李在院子里洗了手，跟著女人进了堂屋。

堂屋不大，八仙桌靠墙摆著，桌上供著一幅灶王爷的画像——老李看了一眼，嘴没咧，正常。但八仙桌旁边还摆著另一张桌子，小一些，上面供著的东西不对。

那是一张黑白照片，镶在木框里，照片上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睛不大，但目光很沉，像是透过照片在盯著人看。

照片前面供著一碗白米饭，饭上插著一双筷子。饭旁边放著一碟点心，点心已经干了，裂了缝。香炉里的香灰满了，溢出来洒在桌上。

女人注意到老李在看那张照片，低声说了一句：“我婆婆，去年没的。”

老李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在八仙桌旁边坐下了。

女人去灶房忙活。老李一个人坐在堂屋里，目光在那张黑白照片上停留了一会儿。照片里的老太太，眼睛似乎是跟著他转的——他往左挪了挪，老太太的目光好像也跟著往左。

老李移开了目光。

他开始打量堂屋的其他地方。墙上糊著报纸，报纸已经发黄了，上面用图钉钉著几张年画——胖娃娃抱鲤鱼、五穀丰登、连年有余。都是这些年常见的样式，没什么特別的。

但他的目光忽然停在了门框上。

门框上方的墙上，钉著一块红布。

红布不大，巴掌大小，叠成三角形，用一颗钉子钉在门框正上方。红布已经褪色了，边角卷了起来，露出背面——背面贴著一张黄纸，黄纸上画著一些弯弯曲曲的符號。

老李认出来了，那是“镇符”。

一般人家镇宅，用的是石敢当、八卦镜、桃木剑之类的。用红布包著黄符钉在门框上的，少见。这玩意儿不是防贼的，是防“东西”的。

他正看著那块红布出神，女人端著一盆菜进来了。

菜是白菜燉粉条，里面有几块豆腐，没有肉。女人又端了一簸箕玉米面饼子，一碟咸菜疙瘩。

“家里没啥好东西，將就吃。”女人说著，在桌子对面坐下了。

老李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豆腐放进嘴里。豆腐是热的，但味道不对——不是餿了，是有一股子苦味，像是煮豆腐的水有问题。

他面不改色地咽了下去，又掰了一块饼子，蘸著菜汤吃了两口。

女人没怎么吃，只是用筷子拨拉著碗里的菜，时不时往堂屋门口看一眼，像是在等什么人。

“大嫂，”老李放下筷子，“家里几口人？”

“两口。”女人说，“我跟我闺女。”

“大哥呢？”

女人的筷子在碗沿上停了一下。她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跑了。”

“跑了？”

“去年的事。我婆婆死了之后，他就跑了。”女人的声音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没关係的事，“跑哪儿去了不知道，走了就没回来过。”

老李“哦”了一声，没再问。

两个人又闷头吃了一会儿。老李吃完了半个饼子，喝了口水，然后放下搪瓷缸子，从兜里掏出烟，点上一支。

“大嫂，”他说，“村口那棵老槐树，有多少年了？”

女人的手抖了一下。筷子在碗沿上磕了一下，发出清脆的响声。

“不知道。”她说，声音明显变了，“我嫁过来的时候就有，听我婆婆说，她嫁过来的时候也有。少说……一百多年了吧。”

“树上的红布条，是谁系的？”

女人的脸色开始发白。她把筷子放下，两只手在膝盖上绞在一起。

“各家各户系的。”她说，“谁家出了事，就去系一根。”

“出什么事？”

女人不说话了。她低著头，看著自己绞在一起的双手，手指头在发抖。

老李没有逼她。他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来，烟雾在堂屋里慢慢散开，飘到那张黑白照片前面，绕著照片转了一圈。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老李说。

女人抬起头，眼眶已经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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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把菸灰弹在地上，开了口：

“这事发生在鲁西南一个村子里，具体哪个村我就不说了，反正也是在黄河故道边上。

“那个村口也有一棵老槐树，比你们村这棵还大，得四五个人才能抱过来。那棵树的树龄更老，老得没人知道是谁种的，有人说唐朝就有了，有人说宋朝，反正至少大几百年了。

“那棵树在村里人心里是『神树』。逢年过节去烧香，生孩子去磕头，娶媳妇去拜拜，死了人也要去烧纸。村里人把那棵树当成了祖宗，比祠堂还亲。

“但有一年，事情变了。

“那年村里有个老太太，姓张，八十多了，儿孙满堂，按理说是有福气的人。但张老太太的儿媳妇对她不好，嫌她老了不中用，吃饭不给饱，冬天不给暖，夏天不给凉。张老太太的儿子是个耙耳朵，怕老婆，不敢吭声。

“张老太太活到八十四，死了。死了就死了，村里人也没当回事，老太太嘛，八十多，算喜丧。

“但是，张老太太死后的第七天——就是『头七』那天晚上，她儿媳妇出事了。

“那天晚上，儿媳妇在灶房里刷碗，忽然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她以为是男人回来了，没在意。脚步声走到灶房门口，停了。她抬头一看——灶房门口站著一个人。

“那个人浑身穿著黑衣服，脸被头髮遮住了，看不清长相。但儿媳妇认得那件黑衣服——那是她婆婆出殯时穿的寿衣。

“儿媳妇嚇得尖叫了一声，碗摔在地上碎了。她男人从堂屋跑出来，灶房门口什么也没有。但地上有一串湿脚印，从灶房门口一直走到院子里，走到院门口，消失了。

“第二天，儿媳妇病了，发高烧，说胡话。她说的胡话翻来覆去就一句——『娘，我不是故意的，娘，我不是故意的。』

“村里人觉得不对劲，请了神婆来看。神婆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去堂屋里看了看，然后说了一句话：『你家老太太走得不安心，她头七回来看了一眼，发现你们连纸都没给她烧。』

“儿媳妇的男人赶紧去买了纸，在院子里烧了。烧完纸，儿媳妇的烧退了一点，但还是说胡话，还是那句『娘，我不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