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漕船（1/2）

平江府的码头，正月初一的夜里，空得只剩下风。沿岸泊著的几十条船都收了篙，船头贴著红纸，插著残香，敬河神的供品——几碟炊饼、几块糕——还搁在船板上，冻得硬邦邦的。漕船、民船、货船，船船紧闭，没有一盏灯。只有码头尽头泊著的一条漕船，船舱里透出一点昏黄的亮光，被河风吹得忽明忽暗。

陆维楨站在码头上，把铜牌从怀里摸出来。铜牌被体温焐了一路，握在手里温吞吞的。龙纹在码头灯笼的微光里泛著一层暗沉沉的光，龙头昂著，龙尾盘曲，那条龙的眼睛是一粒小小的凸起，被无数人的手掌磨得光亮。他把铜牌翻了个面，確认了那个“漕”字，朝那条亮灯的漕船走去。

钱四跟在后面，一瘸一拐的，膝盖上那道口子结了痂，走一步扯一下，疼得他嘴角直抽。他把空包袱皮掖在腰间，腾出手来按著膝盖，走得满头是汗。

漕船的跳板还搭在岸上。陆维楨踩上去，跳板晃了一下，船身跟著轻轻盪开一道水纹。他站稳了，走到船舱门前，伸手叩了叩舱门。

门开了一条缝。一只眼睛从门缝里看出来——眼白多，眼仁小，像一颗剥了壳的煮鸡蛋上戳了个黑点。眼睛把陆维楨上下扫了一遍，又从门缝里看了看他身后一瘸一拐的钱四。

“找谁？”声音沙哑，像砂纸磨木头。

陆维楨把铜牌举到门缝前。

门关上了。过了几息，门全打开了。开门的是个五十来岁的老船夫，矮个子，驼背，脸上全是风浪刻出来的深纹，像一张揉皱又铺平的桑皮纸。他穿著一件油渍麻花的棉袄，腰里扎著一根草绳，脚上趿拉著一双露出脚趾的破棉鞋。船舱里点著一盏油灯，灯芯挑得很低，光线昏沉沉的。舱里堆著缆绳、木桶、几袋粮食，靠窗的位置铺著一张草蓆，草蓆上摊著半床被子，被面上补丁摞补丁。

老船夫把铜牌接过去，翻过来看了看龙纹，又翻过去看了看“漕”字，然后还给陆维楨。他的眼睛在铜牌上停留的时间比在陆维楨脸上长。

“漕运衙门的牌子。”他把铜牌递迴来，语气不咸不淡的，“去哪儿？”

“扬州。”

“几个人？”

“两个。”

老船夫又看了钱四一眼。钱四站在跳板上，膝盖上的血痂被河风一吹，疼得他把重心换到另一条腿上，身子歪了一下，差点栽进河里。老船夫伸手拽住他的胳膊，把他拉进船舱，按在草蓆上。然后从舱角一只木箱里翻出一捲髮黄的麻布，又从一只陶罐里挖出一坨黑乎乎的膏药，抹在麻布上，啪地拍在钱四的膝盖上。钱四嘶了一声，疼得齜牙咧嘴。

“別动。”老船夫把麻布缠紧，打了一个结，“这是陈年的三七膏，比药铺里卖的强。明天早上揭下来，结的痂就不扯肉了。”

钱四低头看著膝盖上那块黑乎乎的膏药，又看了看老船夫。“老丈，您贵姓？”

“姓曹。曹老黑。”

“曹老伯，您这条船，大年初一还泊在码头上，不回家过年？”

曹老黑没理他。他走到船舱角落，把那只木箱盖上，又把陶罐放回原处。然后蹲在舱门口，从腰里摸出一桿菸袋，装菸丝，点火。烟锅里的火星子在河风里一明一灭，把他的脸照亮一下，又暗下去。

“船就是家。”他说，声音闷在烟雾里。

舱里安静了一会儿。河风从舱门的缝隙里钻进来，吹得油灯的火苗摇摇晃晃。远处的码头上，不知谁放了一串鞭炮，噼噼啪啪的，在风里传过来，像隔著什么东西。

曹老黑把菸袋从嘴里拿下来，在舱板上磕了磕菸灰。“漕船明天辰时开。你们就在船上睡一晚。到了扬州，自有人接应。”他站起来，从舱壁上取下一件蓑衣，披在身上。“我去前头守夜。你们睡里头，別动船上的东西。”

说完，他钻出舱门，把门带上。脚步声从船头传来，然后停了。蓑衣的棕毛在风里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蚕吃桑叶。

钱四坐在草蓆上，把那条缠著麻布的腿伸直，背靠著舱壁，长出一口气。“恩公，这曹老伯看著凶，心倒是善。”

陆维楨没说话。他把棉袍脱下来叠好，枕在脑袋底下，和衣躺在舱板上。舱板硬邦邦的，比普济寺的禪床还硬，但比雪地里强多了。河水在船底轻轻拍著，整条船微微摇晃，像一只巨大的摇篮。远处码头上，那串鞭炮响完了，又安静下来。只有风从河面上刮过去，呜呜的。

他把手伸进衣领，摸到那枚青玉佩。玉面温热著，被体温焐了一路，温吞吞的。铜牌贴在胸口另一侧，冰凉，硬邦邦的，像一块小小的盾。两块牌子——一块玉的，一块铜的——贴著他的胸口，一温一凉。

他没有把玉佩掏出来。手按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舱门被推开了。曹老黑钻进来，蓑衣上落了一层薄雪。他把蓑衣掛在舱壁上，蹲在舱门口，又装了一锅菸丝。这回没点，就叼在嘴里。

“睡不著？”陆维楨睁开眼睛。

“年纪大了，觉少。”曹老黑叼著菸袋，看著舱外。舱门开了一条缝，能看见河面。河面上黑沉沉的，只有远处码头的灯笼在水面上投下一小片碎光，被风吹得皱皱的。“后生，你这块漕运衙门的牌子，是怎么来的？”

陆维楨沉默了一息。“朋友给的。”

“什么朋友？”

“过命的朋友。”

曹老黑没再问了。他把菸袋从嘴里拿下来，別在腰里，站起来，走到船舱角落，把那只木箱打开，从里面摸出一个布包，扔给陆维楨。布包落在舱板上，发出一声闷响。陆维楨打开，里面是两块炊饼，硬邦邦的，但比钱四从宋家老店揣出来那块强些——至少没有餿味。

“吃吧。年三十剩的。”

陆维楨掰了半块，递给钱四。钱四接过去，咬了一口，腮帮子鼓起来，嚼了半天才咽下去。曹老黑蹲在舱门口，看著他们吃，脸上的皱纹在油灯的光里深深浅浅的，像河面上的波浪被冻住了。

“从临清到平江府，一百二十里地，你们走了一天一夜。”他说，“后头有人追。追你们的人，骑马。你们走小路，绕了远，但他们还是没追上。”

陆维楨放下炊饼。“曹老伯怎么知道我们从临清来？”

曹老黑没回答。他把菸袋从腰里抽出来，在舱板上磕了磕，又別回去。“我在这条河上跑了三十年船，什么人没见过。你们一上船，我就知道是从临清方向过来的。靴子上沾的是临清那边的黑泥，平江府这边的泥是黄的。”

陆维楨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靴子。靴帮上结著一层干了的泥壳，顏色確实比平江府这边的泥土深。

“追你们的人，天黑前到的平江府。三匹马，三个人。进城的时候在城门口问了守门的兵丁，问有没有看见两个穿翻面棉袍的年轻人。守门的说没有。”曹老黑的声音平平的，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他们不信，又去码头问了。码头上的人说，大年初一没有船出港。他们才走了。”

钱四放下炊饼，嘴里的东西咽不下去了。“他们走了？”

“走了。往南追了。以为你们走的是南门。”

陆维楨看著曹老黑。“曹老伯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