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3、米里的一颗老鼠屎（1/2）

《山东文学》（《山东文艺》）重点作者研討班如期开班。

这个班在时间上没有强制性，除了一些必要的流程、集体活动需要全体参加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作者们自我创作，小范围交流、討论。

1979年11月1日上午9点钟，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在张祈的引导下相互认识了一下。

主席台上坐了这一时期省內的代表性作家，比如写过《铁道游击队》的刘之侠，还比如写过《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的冯德鍈……也有专注於文学评论的专家学者，部分行政干部。

在严缺看来，最出名的当属李存宝，也就是《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

再就是李贯通和刘玉堂。

前者荣获过全国第八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还是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获得者，而后者深耕沂蒙乡土文学领域，有“当代赵述理”之称。

按照流程，即將於1980年1月接任《山东文学》主编一职的王晞坚同志，首先大约介绍了一下杂誌更名的缘由及批准情况，然后在台下热烈的掌声之中，提了一个主题，供在座的作家朋友们討论。

——伤痕文学。

后世公认，伤痕文学的发端是刘芯武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上发表的《班主任》，而卢薪华於1978年8月11日在《文匯报》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则使这种文学潮流得以命名。

但在当下时代，伤痕文学这个名字，其实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是在文坛內部传播。

一直到《文匯报》在1979年2月份举行的座谈会上，才有人將“伤痕文学”这个概念摆在桌面上。

然后到1979年的6月份，李俭在《河北文艺》第六期上发表了《“歌德”与“缺德”》，才让“伤痕文学”这四个字正式出现在公开刊物上。

总而言之，在1979年下半年这个时间节点上，“伤痕文学”属於是文坛上的热点。

研討班上的好多作家们立刻敏锐意识到，王晞坚公开提出这个主题，极可能意味著他主编的《山东文学》，將会在选稿方向上朝伤痕文学有所倾斜，甚至重点倾斜。

因此很多作家纷纷对伤痕文学表示了充分肯定，並表露出了一定的写作倾向。

“我认为，文学应该扎根现实，关照人心，不迴避伤痕，但我反对片面放大苦难，应该在歷史语境中辩证的看待创伤与时代进步。”

来自聊城地区文化局的创作员左健明率先打开了话匣子。

尤凤伟的发言则是从自我剖析开始展开的：“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我分別在《上海文学》、《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两篇小说，《清水衙门》、《白莲莲》，怎么讲呢？这两篇小说总体上还是写得可圈可点的，但是在表现形式上较为粗浅、直露，没太有文学性。

现在已经发表过的伤痕文学类作品，我个人认为也同样存在类似的不足，主题先行、模式化、宣泄大於艺术，多停留在“控诉苦难”的层面上，缺少对歷史、人性的深层追问。

所以我建议，咱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应该考虑从“喊痛”转向“深掘”，写个体命运与歷史的复杂缠绕。

当然了，这都是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大家参考。”

有个很年轻的作家“参考”了一下之后，提出了不同看法：“其实“喊痛”也没什么不好。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当你极度痛苦的时候，其实是说不出来，也喊不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伤痕文学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让作家能够喊出来。

而只有喊出来，喊得足够大声，才能唤醒读者对伤痕的痛苦回忆，从而铭记痛苦、反思痛苦。”

这位作家名叫许辰，1955年生於德州，1971年参加工作，在德州齿轮厂当工人，后来调至德州地区文化局、sd省文联任干事，今年5月份特招入伍，任创作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