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外人（1/2）

哥哥是一九六八年年底生的，生在龙凤场隔壁乡的深山里，属猪。

那年父亲二十四岁，在彭水山里当赤脚医生。他把家安在那个地方，不是为了自己。父亲的生母——我们的奶奶——早在五九年就饿死了，留下父亲和同母异父的么爸。后来么爸被人收养，收养他的人家就在龙凤场隔壁的乡下山里。父亲把家安在那儿，想著自己常年在外行医，新婚的妻子能就近照应这个可怜的弟弟。他是哥哥，哥哥照顾弟弟，天经地义。可他那时候能做的，也不过是把家安在么爸附近，给那份手足情留一个能相互守望的念想。

这段婚姻没有持续太久。一九七一年，父亲二十七岁，离婚。哥哥跟著生母走了。那年他三岁。

三岁的事，他大概不记得了。但有些东西，不是用脑子记的。他被从那个家里带走的时候，父亲在彭水山里，母亲——他的生母——带著他走了。没有人问过他愿不愿意。他后来一辈子都在跟“欠”这个字较劲，根子大概就埋在那儿。被带走的人，总觉得自己是被丟掉的那一个。被丟掉的，就不敢再欠任何人。

一九七二年，父亲和母亲结婚。母亲十九岁。她嫁过来的时候就知道，丈夫有过一段婚姻，外面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她什么都没说。没过多久，哥哥从生母那里送过来了，四岁。他叫母亲“妈”还是什么都不叫，没人告诉我。但他来了，母亲就养著。

那时候父亲还在彭水。一年探亲假二十天，算上路途，真正在家的日子不过十四天。家里就母亲、哥哥。后来姐姐出生，再后来是我。母亲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在村里从不让人。谁要是敢在背后嚼舌根，或在田间地头故意刁难，她几句话就顶回去。泼辣，硬气，像一株在风雨里倔强生长的野草。可到了哥哥面前，她的稜角全收起来了。不是怕他，是怕別人说后娘亏待孩子。怕自己真的亏待了孩子。她不知道怎么才算够，就只能一直给。

哥哥从小不缺钱。父亲觉得自己常年在外，亏欠了这个儿子。母亲觉得自己是后娘，更该大方。两个人往同一个方向使劲，使劲的方式就是给。他要多少给多少。他不知道母亲在酒厂洗酒瓶手上长满冻疮，不知道母亲在猪棕厂手上起血泡，不知道母亲在印刷厂浑身油墨染上咳嗽。他只知道开口就有。我和姐姐不一样。我们从小没有零花钱。不是父母不给，是我们知道不能要。这个家里，有些东西是留给哥哥的。不是父母偏心，是我们自己看懂的。

他十二岁那年，母亲病重，父亲把她接去彭水治疗。姐姐早就被父亲带去彭水养喘病了，家里只剩我和哥哥。么爸从xz回来探亲，照看我们。

那段时间怎么过的，吃了什么，睡了哪里，我全不记得。只记得哥哥带著我，漫山遍野地跑。他放学回来，把书包一扔，就带我去田埂上、去竹林里、去溪沟边。他不怎么跟我说话，但他的手一直攥著我的手腕。过田坎的时候攥得特別紧，紧到疼。我没挣，也没说。我们兄弟之间，好像从来不需要说这些。

有一回哥哥犯了错。么爸让他去打猪草，他背著背篓出去，跟村里的大孩子打了一下午牌。回来的时候，背篓里下面垫著树枝，上面铺一层薄薄的草，看著满满当当，一扒就露馅。么爸没骂他，只是让他站在院子里，不许动。

我端著碗在门槛上吃饭。夕阳照在院坝里，哥哥站在那儿，脸上的汗一颗一颗往下淌，嘴唇乾得起了皮。我夹了一筷子菜，跑过去，踮起脚往他嘴里塞。他愣了一下，没张嘴，眼睛往么爸那边瞟。么爸走过来，把我碗收了，说你也站过去。

我就站过去了。站在哥哥旁边。他站著，我站著。他不动，我不动。

站了一会儿，腿酸了，不敢走。偷偷拉了一根小板凳过来，坐在哥哥腿边。又过了一会儿，尿憋不住了，也不敢走。摸了个空碗，背过身去，接了一碗尿，搁在凳子底下。哥哥低头看了一眼，嘴角抽了一下，没说话。么爸在屋里看见了，背过身去，肩膀抖了抖。

那天晚上，哥哥躺在床上，忽然说了一句：“你以后別跟我一起站。”

我说：“哦。”翻了个身，睡著了。

我那时候三岁。不知道什么叫罚站，什么叫连累。只知道他站在太阳底下，一定渴了，一定饿了。我碗里有菜，我就夹给他。

后来母亲从彭水回来，身体慢慢好了。姐姐没有回来。没过多久，哥哥就被他生母接走了，去那边上初中。怎么接的，哪天走的，我全不记得。只记得有一天醒来，我问母亲，哥哥到哪玩去了。母亲说，去他妈妈那边了。我说我也去。母亲说很远，找不到人的。

从那以后，家里就剩我和母亲两个人。白天她在田里，我在田埂上。晚上她坐在灶台前，我趴在门槛上看蚂蚁。有时候忽然觉得身后有人，回头看，什么都没有。我慢慢习惯了。习惯姐姐走了，习惯哥哥走了。我把那些空出来的位置，一个一个忘了。

一九八四年，全家农转非进了城。那年我七岁，姐姐十一岁，哥哥十六岁。一家五口，挤在防疫站的一室一厅里，又凑齐了。

防疫站的客厅里摆著两张床。哥哥睡一张，我和姐姐睡一张。他不回来住的时候，我就睡他的床。他的床单总是整整齐齐的，被子叠成方方正正的方块，枕头搁在被子上。我躺在那张床上，床很宽，空荡荡的。我躺在这边，那边空著。

父亲调回来了。他心里有个窟窿。哥哥的童年，他几乎全错过了。三岁父母离婚，四岁到后母身边，生母远了，父亲更远。等他调回来的时候，哥哥已经十六岁了。高高瘦瘦，眉眼里有父亲的影子，可那影子是冷的。父亲想补。他这辈子最不会的就是说，他只会做。

他教哥哥写字。父亲的字是全县出了名的好。卫生局写標语、写会標，全找他。他坐在桌前，铺开纸，笔落在纸上，一笔一划，稳稳噹噹。哥哥站在旁边看。父亲写一个字，讲一笔。哥哥照著写，写完了拿给父亲看。父亲不说话，拿过笔，在边上写一个同样的字，搁下笔，起身走了。哥哥就盯著那两个字看——一个自己的，一个父亲的。看著看著，就知道差在哪了。后来哥哥的字也写得好，参加工作以后，领导一看他的字就记住了他。那是父亲一笔一笔教出来的。

还有写文章。父亲在卫生局管人事，常年写材料。哥哥放学回来，父亲把他叫到跟前，拿一份自己写的公文让他看。看完问他：这段话说了几层意思？哪句是废的？如果是你，你怎么写？哥哥说，父亲听。听完也不评价，只是把自己写的摊开，让哥哥比。慢慢的，哥哥的文章也练出来了。后来他在单位写材料，领导说这小子笔头硬，是个人才。那是父亲一字一句磨出来的。

可父亲只会教这些。他不会问哥哥今天在学校怎么样，不会问哥哥心里想什么，不会问哥哥还记不记得三岁以前的事。他只会铺开纸，拿起笔，写一个字，让哥哥照著写。

母亲也在补。

哥哥在外面打架，把人打伤了。人家找上门来，母亲赔钱，赔礼，一遍一遍说好话。回来也不骂他，只是把饭菜热在锅里。哥哥回来了，母亲说饭在锅里。哥哥不吃，直接回屋。母亲把饭菜端出来，放在桌上，用碗扣著。第二天早上，碗还在桌上，饭菜凉透了。

她在村里的时候泼辣硬气从不让人。可到了哥哥面前，她所有的锋芒都收起来了。不是怕他，是怕別人说后娘亏待孩子。怕自己真的亏待了孩子。她不知道怎么才算够，就只能一直给。

哥哥读的是乡里的中学，住校。母亲每个月坐长途车去学校看他。那种老式的大巴车，走的都是山路，单程两个多小时。母亲晕车，每次回来脸都白得像纸，要在床上躺半天才缓得过来。但她从不落下。带著换季的衣服，带著她在小菜园里种的菜、攒的鸡蛋，带著父亲从嘴里省下来的生活费。回来的时候，背篓里装著哥哥换下来的脏衣服、脏床单。母亲一件一件洗乾净，晾乾，叠得整整齐齐，下个月再带去。

他常有零花钱。我不知道钱是哪来的——大概是母亲塞的，怕他在外面饿著。但他不饿。他有钱去混，有钱在外面吃饭，有钱跑老远的同学家去玩，几天不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