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姐姐的碎片时光（1/2）

姐姐是一九七三年十月生的，属牛。母亲说牛是力气。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灶台前添柴，火光映在脸上，一明一灭的。那是母亲少有的、带著笑说起我们三个的时刻——哥哥属猪，姐姐属牛，我属龙。母亲说，猪是福气，牛是力气，龙是天气，三个娃儿凑在一起，啥都不缺。

我最早记得的，只有红薯窖外透进来的那一缕月光，那五级台阶，新泥的味道，还有汤圆。那时候太小，不记得当时有哥哥，也不记得有姐姐。

她比我大四岁。从我记事起，她就带著喘。稍微受凉就咳得喘不过气，嘴唇发紫，整夜整夜睡不好。乡下的土方子试遍了，没用。

七岁那年，父亲把她带走了。

那时新屋刚修好不久。院子里那棵梨树刚种下，土还是新翻的，湿漉漉的。父亲就要回彭水山里上班。他是全科医生，卫生院离不开他。父亲说，山里气候温润，比乡下养人，我带她去。

母亲没说话，只是把姐姐的换洗衣服叠了又叠，塞进那个洗得发白的布包里。姐姐抱著母亲的腿哭，不肯走。母亲蹲下来，拿袖子擦她的脸，说：“跟爸爸去，把病养好了再回来。妈妈、哥哥和弟弟在家等你。”

姐姐被父亲抱起来，趴在父亲肩上，脸朝著我们，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掉。母亲站在院门口，腰杆挺得笔直，手攥著围裙，攥得指节发白。我躲在母亲腿后面，偷偷看姐姐。哥哥站在我旁边，没说话，只是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搭得很紧。

父亲抱著姐姐走下山樑。姐姐的脸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白点，消失在竹林后面。

那棵梨树就留在院子里。刚种下，还没我高。

姐姐走后，母亲病了一场。不是身体上的病，是心里头的东西压得太久了。后面的事，我不记得了。不是不想记，是脑子自己把它挖走了。那段日子像被人从我脑子里整块切走了，切得乾乾净净，连切口的疤痕都不留。我只知道后来是婶婶和乡亲把母亲救下来的。

母亲被救下来之后，被父亲接去了彭水治疗。我和哥哥没有跟去。么爸来家里照看我们。那段时间怎么过的，吃了什么，睡了哪里，我全不记得。只记得哥哥带著我，漫山遍野地跑。

母亲从彭水回来之后，身体慢慢好了。姐姐没有回来，继续跟著父亲在彭水调理喘病。

山里的气候確实养人。姐姐的喘病一年年见好。她每年隨父亲回来探亲一两次，住几天又走。回来的时候，她总拉著我去看那棵梨树。树长得比她高了，枝杈也伸开了。她伸手摸树皮，从下往上摸，摸得很慢。有一年梨树掛了果，青疙瘩掛在枝头，她仰著头看了很久。可没等到熟，她就又跟父亲走了。

姐姐十岁回来的，终於不用走了。但她和村里的孩子不熟悉，身体虽好些，仍然比同龄人差很多。她上小学了。

我和她的时光是这样的：我起来，她上学去了；我玩累了回来，她坐屋檐下做作业。

偶尔只和我去油菜花田里晒太阳。农活她基本上做不了，倒是我偶尔能扳苞谷、挖花生。

她不学习时，就默默坐在屋檐下，能坐一整天。我偶尔也会蹲在边上，扒拉土里的地牯牛，看著蚂蚁在那个漏斗状的小沙穴里使劲想爬出来。

我也曾经起了个大早，悄悄跟在她后面去上学。看她慢慢走过山坡，走过田坎。有时风大，我真怕她又被风吹跑了。看著她进教室，悄悄跟进去，別的女孩问她后面这小孩子是谁，她才发现我跟来了。没办法，只好跟老师说，在办公室玩了一天。下课就看姐姐站在土操场边看別人翻花绳、踢毽子、跳绳。

后来父亲调回来了，就又带走姐姐进城读书去了。

农转非那年，我七岁一年级，姐姐十一岁五年级，哥哥十六岁高一。一家五口，在防疫站的一室一厅里，又凑齐了。

防疫站两张床。哥哥睡一张，我和姐姐睡一张。他不回来住的时候，我就睡他的床。姐姐和我挤在一起，她的脚冰凉，总往我这边伸。我往里挪，她跟过来。挪到墙根没处挪了，就让她搁著。

搬到卫生局家属大院后，房间多了些。姐姐单独一间屋一张床，哥哥和我睡一张。他偶尔周末回来，我们就挤在一起。

后来母亲染上肺结核，住院了。

那天父亲把诊断报告递给姐姐。姐姐接过去，看了很久，折好，放进抽屉里。那时候哥哥不知道跑哪去了。我看著姐姐，姐姐也没说话。我们两个人就那么看了一眼，什么都明白了。

从那天起，厨房是姐姐的。她踩著板凳才能够著灶台。父亲买了那本红皮菜谱，她放在灶台角上，炒菜的时候看一眼，翻一页。

我负责打下手。剥蒜，择菜，洗锅，跑腿。哥哥周末回来，偶尔也进厨房。他不会炒菜，就蹲在后阳台逗小兔子，蹲得远远的。姐姐也不管他，只在做好时才叫一声。哥哥也不恼，站起来，靠在门框上，看著姐姐忙。更多的是看一会儿，就出去了，连饭也不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