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震惊编辑部（1/2）

石家庄市中山路。

《河北文艺》编辑部挤在省文联大楼三楼的两间半办公室里。

说两间半，是因为靠走廊那间被隔墙劈成了两截，大半截归诗歌组，小半截归美术组，中间用报纸糊的木板隔著，说话都能听见对面翻稿子。

小说组占了朝南那间大屋。

四张办公桌拼成两排，桌上堆的全是稿子，牛皮纸信封摞得比暖水瓶还高。

窗台上搁著三个搪瓷缸子，缸子底下垫的是退稿。

创刊於1950年，最开始就取名《河北文艺》，浩劫中停刊，1972年復刊改过一阵名字，去年又改回来了。

上头点名发过的几篇东西在省內有些响动，但跟《人民文学》《收穫》没法比。

197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去年十月，开了会，確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向。文艺政策鬆动了，不再是样板戏一统天下。

但鬆动归鬆动，尺度在哪里，谁也说不准。

眼下文坛最火的是伤痕文学，满天下都在写。

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救救孩子“的哭声响遍全国。

接著是《歌德巴赫猜想》《人到中年》，一篇接一篇地哭，一篇接一篇地控诉。

孙浩然是河北大学中文系65届的。

十年浩劫中被下放保定农村五年，亲歷过60年代的困难时期。

1977年他的中篇《春风拂面》拿了省文学奖，刚从保定调回省作协。

今年38岁，提了正科，当上《河北文艺》小说组组长。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桌上摊著一沓稿子，菸灰缸里插了四个烟屁股。

第五根夹在手指间，烧到了过滤嘴还没抽。

面前这篇稿子他已经看了二十分钟，越看越烦。

又是知青下乡，又是被迫害，又是抱头痛哭。

五千字里“泪水”出现了十一次，“苦难”出现了八次。

排比句一段接一段，感嘆號密得跟下雨似的。

不是写得差，文笔也是通的。

但跟前天看的那篇、大前天看的那篇、上礼拜看的那十几篇——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孙浩然把稿子翻过去扣在桌上，揉了揉太阳穴。

今天是礼拜三，本周已经看了三十多篇来稿，过了两篇。

两篇还都是勉强过，放在去年能用，放在今年只能算凑版面。

他伸手去够旁边那摞还没拆封的来稿。

手指碰到一个掛號信封。

掛號件在来稿里不常见。

多数人投稿用的是八分钱平信，捨得花两毛钱寄掛號的，要么是对自己有把握，要么是穷讲究。

他翻过来看寄件人。

“易县太行公社前进大队，陆沉。”

没有单位抬头。

没有作协会员编號。

没有“某某文化馆推荐”的字样。

一个光禿禿的名字，和一个谁也没听过的生產大队。

孙浩然本能地想把它塞进退稿堆。

没名气、没推荐、没单位，十篇里九篇半是废稿。

这是经验。

但他看了一眼那个“掛號”的红戳。

两毛钱。

对一个农村生產大队的人来说，两毛钱够买一斤多玉米面了。

他拆开了信封。

十二页稿纸，棉线扎的。

字跡工整，一笔一划，但纸不好，背面洇出水跡。

封面写了一个字——《吃》。

孙浩然靠在椅背上，开始看第一段。

看完第一段，他没什么反应。

开头很平，像一篇普通的敘事散文。

没有感嘆號，没有排比句，甚至没有一个形容词。

他往下看。

看到第二页，他的后背离开了椅背。

第三页，他把烟掐了。

写的是飢饿。

但整篇五千字里没有一个“饿”字。

不写胃怎么疼，不写人怎么哭，不写“万恶的”什么什么。

它只是写一个人在冬天的夜里躺在炕上，听见自己肚子叫，那声音在土坯房里来回撞。

然后这个人开始用嘴“做菜”。

先做一盘花生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