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余波（2/2）

麵包馒头包子这些食品不管是家里做的还是买的，如果长了霉点，多半是抠掉完事，经常看到抠得一身窟窿的包子。这种带著窟窿眼的包子馒头，通常会用很便宜的价格对外销售，深得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居民欢迎。

但是打面酱需要特別注意，因为面酱在夏天比酱油容易坏。每次去打面酱，袁丽妈都要叮嘱袁丽，先看看缸里面有没有生蛆。袁丽至今不喜欢吃炸酱麵，就是因为有一次看到了一缸坏得很厉害的面酱。打面酱的勺子从缸里提出来的时候，几十条蛆虫从勺子上夺路而逃的场面，比任何恐怖片都惊悚一万倍。

所谓打酱油，其实也不限於调味品，买馒头包子这种事情其实也包括在內。小学时候去买馒头或者去食堂吃饭，还需要带著粮票一起去，除了给钱还要给对应重量的粮票。等到上中学后，很多地方慢慢地就不再需要粮票了，开始是早点摊子，后来连换麵条的铺子也不再需要了。等到1991年袁丽上了高中，粮票唯一的作用就剩下去粮站买米麵。

想到粮店，袁丽想起了一个记忆深处的词，富强粉。小时候每次爸爸去买粮之前，都要和妈妈商量买多少麵粉多少富强粉。那时候，袁丽把富强粉完全当作了一个商品名。等到初中政治课上，袁丽突然意识到，富强粉原来是“象徵著富强的麵粉”的意思。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富强粉就是比较精细的麵粉，比略带黑色的普通麵粉要贵一些。因此如果谁家吃的是富强粉蒸的馒头，那么谁家就先富强了。大约到了高中时期，家里的麵粉已经都变成了富强粉，再也没有听到爸妈商量买哪一种。

袁丽天真地以为，自己家还有其他邻居同学家，从此从此都进入了富强的阶段。谁知道，大下岗的洪流已经出现在了门外。

当然，更让袁丽没想到的是，三十年以后，市场上任何麵粉都比当年的富强粉更白更细，但看重健康的人开始吃全麦食品。比如costco里的全麦粉，居然要比普通麵粉贵出一半价钱。如果把这一幕和当年爸妈商量买麵粉的场景放在一起，有一种荒诞的喜剧效果。

袁丽小时候只有一样工作从未乾过，就是买肉。九十年代，买肉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要肥的还是要瘦的，要骨头还是要肉的標准，是隨著时代不断改变的。袁丽初到深圳的时候，有一次袁丽妈来看她，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惊嘆，“深圳的排骨好啊，肉这么多！”她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骨头比肉贵的原因。

当然，不变的標准也有：坚决不买米猪肉，也就是带著絛虫虫卵的猪肉。小孩子容易马虎，容易上当，无良售货员故意切一块米猪肉的事情，时不时就能听到。

不过，儘管米猪肉已经处於人人喊打的地位，但当年还有一样相关的特殊產品，高温肉，也就是被高温蒸汽加热了两个小时后的米猪肉。不要说风险，就是看起来就很嚇人，是连袁丽妈这样经验丰富的厨师都不敢轻易尝试的东西。高温肉能够被堂而皇之摆上肉铺，还有一定客户群的原因，不但因为便宜，而且买这个还不用肉票。

记忆真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怎么都想不起来的事情，被一个引子稍微地一勾，就稀里哗啦地撒了一地。

过了两天，並没有任何电话打过来找袁丽，无论是池杉还是苏木，两个人好像突然把袁丽忘记了。然后又过了三天四天，电话还是一样地静悄悄。

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早晨。杨勇难得没课，在家办公。袁丽送了杨均一去学校回来，发现杨勇没在书房备课，而是在客厅里背著手溜达来溜达去。

看到袁丽回来，杨勇凑上来邀功请赏：“机票已经订好了，期末考试后一个星期，等那帮子中国留子们都走完了咱们再走。考完试当天的机票，你知道被这帮傢伙买到了一个什么价钱？”

说著，杨勇伸出四个指头比划了一下，作出痛心疾首状。留学生被简称留子，是最新的网络词汇，伴隨著新时代留学生强大的购买力一起出现。袁丽不常去学校，感受不到留子和留学生的区別，杨勇告诉她留子大约等於留学来的二流子。

“留子”这个词刚开始出现的时候，特指那些刷卡不眨眼、把奢侈品店当超市逛的土豪留学生。后来范围逐渐扩大，把那些不自己做饭，嫌弃食堂难吃就下馆子的学生也囊括了进去。最后，终於彻底取代了“留学生”这个词。因为，传统概念里一天打几份工，20美元吃一个月的穷学生，现在几乎已经绝跡了。

“现在这些学生是真不差钱！”杨勇一边感慨，一边又开始了他的忆苦思甜，“哪像我们那会儿……”

这话头一起，袁丽就知道接下来半小时將是留学血泪史的重播。果然，杨勇很快讲到了骑自行车送外卖那段经典剧情：“那天大雪纷飞，我连人带车滑进路边水沟，但是我立刻就爬了起来……”

说到这，杨勇停下来，挺直腰板，下巴微扬，右脚向前半步，右手抚上胸口，左手向后一展……一气呵成摆了个造型，然后振臂一呼：“同志们別管我，抢救披萨要紧。”

杨勇的这段光荣歷史，袁丽已经听过不下二十次，不过这个造型和口號还是最近发展出来的新版本。所以，袁丽还是跟著他一起笑了笑。

“你不是work at home吗？怎么还在这里晃悠，光at home不work？”袁丽收起笑容，开始整理衣服。刚刚出门前，袁丽已经把洗好的衣服堆在了沙发上，给留在家的杨勇下达了叠衣服的指令。看这会的情景，杨勇只叠了一半，还有另一半仍然胡乱的散在沙发上。袁丽的不悦，来自於最终还得自己动手叠好並且分类放进衣柜，否则沙发上都没法坐人。

“我正在琢磨明天课上的事呢”，杨勇把眼镜推到额头上，揉了揉发红的鼻樑，“现代中国经济史，讲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段。都是讲了八百遍的东西，材料都是现成的。但麻烦的是……我怎么讲他们才能理解？”

可惜袁丽正专心对付一件总也叠不平的衬衫，头都没抬。他只好訕訕地自己接话：“考试不考这部分，所以学生们也都没什么兴趣。”杨勇说出了原因，原来这门课就是个送分童子。老师讲得敷衍，学生混个学分，双方心照不宣。

“学生不关心，老师肯定也就隨便讲讲，要不……你给他们来个隨堂测验吧，保证他们竖著耳朵听。”袁丽一边把袜子配对，一边给杨勇出了个餿主意。

“那可不行！”杨勇像被踩了尾巴，“本来选课人就少，再考试下学期真要改线上了！”学校这几年也跟著企业学坏了，成本意识很重。选课学生少的话，这门课可能会改线上，然后就有被裁掉的风险。

袁丽抱起叠好的衣服往臥室走，最后半句话飘在身后：“那你在这儿转悠半天是图什么……”臥室门“咔嗒”一声，把问號关在了臥室里面。

等袁丽抱著洗衣篮再出来时，杨勇还在客厅转圈。她停在走廊口，洗衣篮抵在胯骨上，就那么看著杨勇。俗话说：“孩子静悄悄，多半在作妖。”男人其实也差不多，多半都是有什么不好意思提的请求。

“我这不是，想找你要几个故事吗。就是八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的故事。穿插进去增强故事性，就没那么枯燥。要是不说点故事，別说老外学生，中国学生也没人能理解价格双轨制……”杨勇终於讲出了他的要求，但这个要求直接把袁丽给逗乐了。

“你找我要故事？”袁丽感到又好气又好笑，杨勇是哪根筋搭错了，居然来问自己这个家庭主妇。她嘴角抽了抽，像看外星人似的打量丈夫，“你一个搞经济研究的，国企改革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1988年我刚上初一，你那会应该已经上高中了，应该比我知道的更多啊。”

杨勇看著袁丽的表情，扑哧一声也笑了：“我那时候在干什么？我给你讲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