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手记（1/2）

周二下午，白衫善走进冰可露书房时，闻到了一股不同於昨天的味道。

不是旧书和墨香，而是一种更古老的气味——像是樟木、旧纸张、还有淡淡的霉味混合在一起。冰可露教授正站在一个打开的樟木箱子前，箱子里整齐码放著一叠叠泛黄的笔记本。

“今天不看古籍了。”冰可露没有回头，她的声音有些遥远，“来看些更私人的东西。”

白衫善放下书包，走近些。樟木箱子很旧，边角已经磨得发亮，箱盖上刻著一行小字：“1942-1945，滇西战地医院。”

“这是我的战地医疗手记。”冰可露从箱子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本笔记本，封皮是深绿色的帆布，已经褪色发白，“一共二十三本，记录了我在战地医院的三年。”

她走到书桌前，將笔记本轻轻放下。白衫善看见封面上用钢笔写著一行娟秀的字：“冰可露医疗手记·第一卷·1942年9月-12月。”

“坐。”冰可露示意他在对面坐下，自己戴上老花镜，缓缓翻开笔记本。

纸张已经脆弱得仿佛一碰就会碎，边缘有些捲曲，纸页泛著陈旧的黄色。但上面的字跡依然清晰——工整的钢笔字，记录著日期、患者情况、治疗方案、药品用量……

1942年9月17日，阴。今日收治重伤员12名，其中3名腹部枪伤，2名头部外伤，其余为四肢伤。药品极度短缺，盘尼西林仅剩3支，吗啡告罄。与白医生商议后决定：盘尼西林优先用於腹部穿透伤，头部外伤用磺胺粉，四肢伤清创后包扎观察……

“白医生？”白衫善轻声问。

冰可露的手指在“白医生”三个字上停顿了一下：“我的老师。也是战地医院的医疗队长。”

她的手继续翻页。白衫善看到，在工整的记录旁边，经常有另一种字跡的批註。那字跡更加刚劲有力，用的是另一种顏色的墨水——有时候是蓝色，有时候是红色。

在“盘尼西林仅剩3支”旁边，红色批註：“明日有一批药品从昆明运来，预计中午抵达。已安排小陈去接应。”

在“腹部枪伤探查术”的记录旁，蓝色批註：“小肠穿孔两处，已修补。注意观察腹腔感染体徵，每4小时测体温。”

在“伤员情绪低落”的记录旁，红色批註：“今晚组织轻伤员唱军歌。需要给希望，不只是药物。”

白衫善的心跳开始加速。这些批註……这些字跡……

“这些批註都是白医生写的。”冰可露的声音很平静，但白衫善听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习惯在我的记录后面补充。有时候是技术要点，有时候是药品信息，有时候……只是一句提醒。”

她翻到下一页。这一页记录的是一个特殊病例：

1942年10月3日，雨。收治14岁少年兵，左下肢炸伤，伤口严重污染。白医生检查后认为需立即截肢，否则败血症风险极高。但少年哭求保住腿，说自己还要回去打仗。白医生蹲在床前，握著他的手说：“腿没了，命还在。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最终少年同意手术。手术由我担任一助，这是第一次参与截肢术。

在这段记录旁边，红色批註写得格外认真：

今日手术要点：

1.截肢平面选择：小腿中上1/3交界处，保留足够软组织包裹骨端

2.血管处理：双重结扎，防止术后出血

3.神经处理：轻柔牵拉后锐刀切断，避免撕扯

4.心理支持：术后要持续关注情绪变化，青少年截肢易產生严重心理问题

——可露今日表现很好，手稳，心细。继续努力。

白衫善看著那行“可露今日表现很好”，仿佛能看见一个年轻的医生，在煤油灯下认真批註，鼓励著自己的学生。

“他总说，好医生是夸出来的。”冰可露轻声说，“尤其是战地医院那种环境，每天面对死亡和残缺，人的心很容易变硬。但他坚持要看到每个人的进步，哪怕是一点点。”

她继续翻页。笔记本一页页过去，记录著一个个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生命，也记录著一个年轻女医生的成长轨跡。

1942年11月15日，晴。独立完成第一台阑尾切除术。患者是17岁的小战士，转移性右下腹痛已36小时，有反跳痛。白医生在旁边指导，但全程由我主刀。术后他对我说：“从今天起，你是一个真正的外科医生了。”

旁边红色批註：“切口选择准確，阑尾寻找迅速，残端处理规范。但关腹前纱布清点少一块，虽最终在器械台下找到，仍需切记：手术安全无小事。今日起，你正式出师。”

白衫善注意到，从这一页开始，批註的风格变了。之前更多是指导和补充，之后更多是討论和启发。

1942年12月8日，阴。收治疑似伤寒患者5例。战地条件无法做细菌培养，白医生提出用“临床诊断+试验性治疗”方案：典型症状者用氯霉素，不典型者观察。他说：“在资源有限时，医生要学会用智慧和经验弥补设备的不足。”

红色批註：“今日与可露討论医学哲学：何为诊断？是仪器给出的数据，还是医生综合判断后的结论？我倾向后者。仪器是工具，医生才是决策者。但决策需要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沉淀。你今日的提问很好：如果误诊怎么办？答案是：坦然承认，及时纠正，永远把患者安全放在第一位。”

白衫善读著这些跨越八十年的对话，仿佛能听见两个医生在战地帐篷里，就著煤油灯的微光，討论著医学的本质。

冰可露翻到笔记本的最后一页。这一页没有医疗记录，只有一幅手绘的素描——简陋的战地医院帐篷，远处是山峦，近处有几个人影。画得不算精致，但很有神韵。

素描下方写著一行字：

1942年12月31日，岁末。白医生说，战爭结束后，要建一所真正的医院，有乾净的手术室，有充足的药品，有受过正规培训的医生护士。他说，那將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我相信。因为他说的话，总会实现。

红色批註在素描的角落，字很小，但清晰：

新年愿望：愿战爭早日结束，愿可露能在和平年代，成为一名伟大的医生。

——白，於1942年除夕夜

书房里安静了很久。窗外有风吹过，老槐树的枝叶沙沙作响。

冰可露摘下老花镜，轻轻揉了揉眼角。这个动作很细微，但白衫善看见了。

“这些批註，”冰可露重新戴上眼镜，声音恢復了平静，“不仅是医学指导，更是一种思维训练。他教我如何思考，如何判断，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出路。”

她从箱子里又拿出一本笔记本，这一本更厚，封面上写著“1943年”。

“1943年春天，战事更加激烈。”冰可露翻开第一页，“药品更加短缺，伤员数量激增。但也是这一年，我的医术进步最快。因为很多时候，他只能放手让我去做。”

1943年3月22日，阴雨。大批伤员送至，白医生在前线急救站未归。我独自处理了8名重伤员，包括2台紧急手术。凌晨三点，他浑身湿透回来，检查了所有伤员，只说了一句：“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