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7章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2）

这一年，院子里也变了模样：

刘海中的小儿子揣著初中毕业证，头也不回地报名下乡插队去了。不是响应號召，纯粹是躲——多看老子一眼，都嫌膈应。

自1955年起，知青下乡便零星铺开；到了1966年，政策陡然收紧：大学停招停课，城里初高中毕业却没工作的年轻人，一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必须下乡。一句“很有必要”，让近百万青年背起行囊，扎进黄土高坡、黑土地、稻田埂。

全国开始统一调配中学毕业生，成批送往农村。

可到了1971年前后，知青在乡下的困局渐渐浮出水面：落户难、返城难、婚恋难、看病难……城市里终於鬆了口，陆续將部分岗位“分派”给表现突出的知青。只是，能回城的，十有八九靠的是关係——工农兵大学、父母顶职退休、托人说项……

这场席捲全国的青春迁徙，直到1977年才真正画上句號。

他们奔赴乡下支援建设后，一年到头只有春节那几天才盼得到归家的指望；也有人压根回不去——家里拿不出路费，信寄到半道就没了下文，在村里一扎就是十年八载，回城渐渐成了不敢想的梦，最后索性在田埂边安了家、扎了根。

刘光福攥著哥哥刘光天硬塞过来的五块钱，攥得手心发潮，又用这钱在街道办换了张硬座车票。他把洗得泛白的帆布包往肩上一甩，眼神亮得像烧著火，跨上了开往乡下的绿皮火车。汽笛刚拉响，车厢里一群少男少女便齐声唱起歌来，声音清亮又莽撞，把《歌唱祖国》唱得震得窗玻璃嗡嗡颤。

运气真不算差——他被分到了离京城不算太远的一个村子。火车刚停稳，站台上早候著知青办的同志，麻利地把这群红袖章还没戴热乎的年轻人领进小院，等各村大队长赶著牛车来接人。

刘光福跳上牛车时，车上已坐定三男三女，个个眉目舒展、手脚利落，身上那股子劲儿扑面而来，像刚抽条的麦苗，青涩却挺拔。牛车慢悠悠晃荡了三个多钟头，才拐过最后一道土坡，露出村口几棵老槐树和歪斜的篱笆墙。

王队长跳下车，拍拍裤腿上的灰，指著一排灰瓦房说：“喏，知青院！今儿先歇脚，明儿我带你们去公社落粮食关係。”话音未落，人已把他们託付给一位老知青，自己牵著牛绳，慢悠悠朝牛棚方向去了。

那位老知青不过二十出头，皮肤晒得黝黑髮亮，指甲缝里嵌著洗不净的泥，干起活来比本地人还利索，三年多锄头没离手，早把一身书卷气磨成了泥土味。

“快进来！男的跟我走，女的跟春梅去！”他嗓门敞亮，一边招呼一边接过行李，“铺盖放好就开饭——今儿专为你们备的接风宴，边吃边认人！”

推开院门，一溜青砖大瓦房映入眼帘，刘光福心里一松：比预想的敞亮多了。屋里是条通铺，铺板擦得乾乾净净，还垫著新割的麦草。

“以后就睡这儿。”老知青指指墙角，“要柜子？花一块钱找老木匠打个结实的；锁头嘛，供销社现成的，买一把就行。赶紧收拾，肚子都咕咕叫了吧？从县城顛过来三四小时，谁不饿？”

饭桌支在院子中央，粗瓷碗里盛著焯过水的薺菜、马齿莧，边上摞著几十个黄澄澄的玉米窝头——全是大伙儿翻山越岭采来的，忙活了一整天。几个家境宽裕的知青皱著眉扒拉两口，转身回屋啃自家带的白面饃饃去了。刘光福却捧起一个窝头咬得香甜，心里暖烘烘的：这些味道，他从小吃到大。

他站起身，郑重朝眾人鞠了一躬：“谢谢各位前辈费心张罗！我刚来，啥都不懂，往后还请多提点、多照应。这点心意，是我二哥让我带来的，大家別嫌弃，一起尝尝。”

自从刘光天分家另过，刘光福的日子愈发紧巴；可在这片土地上，虽吃的是粗粮、乾的是重活，他却第一次觉得胸口敞亮，呼吸自由——不像在四合院里，连咳嗽一声都怕惹刘海中横挑鼻子竖挑眼。

第二天一早下地，他连锄头怎么使都不知道，却挽起裤管就往上冲，弯腰、挥锄、踩垄沟，一气儿不带歇。王队长蹲在田埂上抽完半袋烟，默默点头。

收工时，他掌心磨破几处，血珠渗在水泡里，可脸上竟浮著笑——老知青递来盐水毛巾，王队长拍他肩膀夸“实在”，这份暖意，比城里任何一顿饱饭都熨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