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1988年的夏天（1/2）

1988年的夏天，周景熙永远不会忘记。

那一年的七月热得邪门，太阳像一只扣在头顶上的火盆，把大地烤得发白。田里的水烫手，稻子的叶子捲成了筒，连蝉都叫得有气无力的，一声比一声短，像是嗓子冒了烟。石桥村的人们躲在屋里摇蒲扇，连狗都趴在门槛上伸著舌头喘气，懒得叫一声。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高考成绩下来了。

周景熙是在镇上的学校看到成绩的。他骑了十五里路的自行车，顶著毒辣的日头，到学校的时候浑身都湿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教导处的门口贴著一张大红纸，上面写著上线学生的名单。他挤进人群，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看了三遍，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

他又去看成绩单。语文：98分。数学：62分。英语：55分。政治：71分。歷史：68分。地理：63分。总分：417分。

当年hun省文科大专录取线：435分。本科录取线：470分。

差18分。

周景熙站在那张成绩单前，站了很久。417分，这是他用一年的时间换来的。从高二期末的264分到现在的417分，他整整提高了一百多分。他把所有的閒书都锁进了课桌里，把蒋琪的笔记本翻烂了，把英语单词背了一遍又一遍，把数学题做了一本又一本。他在煤油灯下熬过了无数个夜晚，眼睛近视了，背驼了，手指上的茧子厚得像一层壳。

但还不够。还差18分。

18分，不过是一道数学大题、几道英语选择题的差距。但这18分，像一道他永远跨不过去的鸿沟，把他和大学、和所有关於未来的想像，隔在了两岸。

他没有哭。他站在那张成绩单前，面无表情，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外表还立著，里面已经空了。旁边有同学在哭，有喜极而泣的，有伤心欲绝的。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脑子里只有一个数字在转——417，417，417。

回村的路上，他骑得很慢。太阳晒在他后背上，火辣辣的疼，但他没有感觉。他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件事——怎么跟父亲说。父亲不识字，但他看得懂分数。417分，435分，这两个数字他是认得的。他还能记得去年中考时，父亲把成绩单叠好塞进口袋里的样子，记得父亲说“考上了就去读，砸锅卖铁也要供”时的语气。三年了，父亲卖了牛，省了吃，穿了旧，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他身上。现在他拿什么还给父亲？

他在村口的大樟树下停了车，坐了很久。大樟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地响，像是在问他：“考得怎么样？”他没有回答。他只是坐在那块石头上，看著村子上空的炊烟一缕一缕地升起来，在晚风里飘散，最后融进了越来越浓的暮色里。

他想起了一年前，蒋田园从这里出发去当兵的时候，全村人都来送他。蒋田园穿著一身崭新的军装，胸前戴著一朵大红花，站在大樟树下，意气风发。那时候他说：“景熙，好好考，考上大学，我在部队里等你来信。”现在他怎么跟蒋田园说？说我没考上？说我还差18分？

他想起了一年前，周日乐从这里出发去师范报到的时候，也是意气风发。周日乐说：“普高是起点，不是终点。你还在起点，你还有无数的可能。”现在他的起点变成了终点。三年的高中，三年的苦读，三年的期望，在这一刻全部归零。

他想起了李觉。李觉说：“替我读下去。”他读完了初中，读完了高中，但最终没有读进大学。他对得起李觉吗？对得起父亲卖掉的那头牛吗？对得起母亲手上的裂口吗？

天快黑的时候，他站起来，推著自行车往家里走。走到院门口，他看见堂屋里的灯亮著。煤油灯的火苗摇摇晃晃的，在窗户上投下昏黄的光。他深吸了一口气，把自行车靠在墙上，推开门，走了进去。

周德厚坐在堂屋的桌前，面前摆著一碗稀饭和一碟咸菜。他没有吃，就那么坐著，看著门口。看见周景熙进来，他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瞬，然后落在他手里攥著的那张成绩单上。

“考了多少？”周德厚问，声音平静得像在问今天田里的水放了没有。

周景熙把成绩单递过去。“417分。大专线435，差18分。”

周德厚接过成绩单，低头看著。他不识字，但他看得懂分数。417，435，这两个数字他是认得的。他看了很久，久到周景熙觉得空气都凝固了。

然后，周德厚做了一个让周景熙意想不到的动作——他把成绩单叠好，整整齐齐地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了上衣口袋里。跟三年前中考时一模一样的动作。

“吃饭。”他说，把桌上的稀饭推到周景熙面前。

“爸，我没考上——”

“吃饭。”周德厚的声音重了一些，但不是发火，而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吃了饭再说。”

周景熙坐下来，端起碗，喝了一口稀饭。稀饭是凉的，红薯很甜，但他嚼在嘴里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来。他低著头，一口一口地喝，不敢看父亲的眼睛。

刘桂兰从灶房里出来，手里端著一碗炒青菜。她把菜放在桌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坐在旁边。她的眼睛红红的，显然已经哭过了，但脸上没有泪痕，大概是在灶房里擦掉了。

“景熙，”她说，“別难过。差得不多，要不……再復读一年？”

“不復读了。”周景熙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刘桂兰愣住了。周德厚也抬起头看著他。

“不復读了？”周德厚问。

“不復读了。”周景熙放下筷子，抬起头，看著父亲。“爸，三年了，你卖了牛，省了吃，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我身上。我不是读书的料，我尽了全力，但就是差那么一点。我不想再让你为难了。”

“你——”

“爸，你听我说完。”周景熙打断了他，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打断父亲的话。“我想好了，我要出去打工。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周海去了广州，蒋婷去了东莞，蒋大壮也去了东莞。他们都能挣钱，我也能。我不能老在家里吃你的、用你的。”

周德厚沉默了。他低下头，看著桌上的咸菜碟子，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站在门槛上。夜风吹进来，带著稻田间的水汽和远处山林里猫头鹰的叫声，凉颼颼的。

“景熙，”他没有回头，声音有些沙哑，“你是不是怪爸没本事？供不起你復读？”

“不是。”周景熙站起来，走到父亲身后。“爸，我从来没有怪过你。你为了供我读书，把牛都卖了。你做的够多了，是我对不起你。”

周德厚转过身，看著儿子。周景熙忽然发现，父亲比自己矮了——不是父亲变矮了，是他长高了。他比父亲高了半个头，能看见父亲花白的头顶和深深的抬头纹。他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父亲的头髮白了这么多？

“你不怪我就好。”周德厚说，声音有些发抖，“你要出去打工，我不拦你。但你记住——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好好的。有什么事，写信回来。”

“爸，我会的。”

那天晚上，周景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著。周景阳已经睡著了，打著小小的鼾声，嘴角掛著一丝口水。他帮弟弟把被子盖好，然后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弯弯曲曲的，像一条河流。他盯著那道裂缝，想起了很多事。

他想起了1980年的那个秋天的早晨，他背著碎布拼成的书包，走在通往镇子的碎石路上。那时候他十二岁，心里想的是“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读出个名堂来”。八年过去了，他读完了初中，读完了高中，但“名堂”在哪里？他没有看到。

他想起了1982年的冬天，他在镇中学的宿舍里挨饿受冻，刘老师塞给他十斤饭票，说“勤能改变命运”。他信了，他勤了，但命运没有改变。417分，435分，18分的差距，就是勤奋和命运之间的距离。

他想起了1985年的夏天，蒋琪考上县一中，周起琼考上卫校。那时候他坐在蒋琪家的柚子树下，听她说“读书是为了有选择的权利”。他有选择的权利吗？有。他可以选择復读，可以选择打工，可以选择留在家里种地。但所有的选择都是无奈的，都是被命运逼到墙角之后的挣扎。

他想起了1986年的夏天，周日乐考上师范中专，说“普高是起点，不是终点”。现在他的起点变成了终点。三年的路，他走到了头，但没有走到他想去的地方。

他想起了1987年的夏天，蒋田园职中毕业，参军入伍。那时候他们在大樟树下拍了一张合影，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笑著，闹著，对未来充满希望。现在他才知道，希望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

他爬起来，点著煤油灯，翻开那个已经快被翻烂的本子。本子只剩下最后几页了，他在上面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1988年7月，高考成绩出来了。417分，大专线435，差18分。我没有哭，也没有闹，我只是觉得对不起爸。他卖了牛，省了吃，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我身上。三年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他只是一个种地的农民，不识字，不会说大道理，但他用他的方式，撑起了这个家，撑起了我的读书梦。现在梦碎了，但我不后悔。这三年，我尽了全力。我不是读书的料，但至少我试过了。明天，我要去找李觉，告诉他，我没有替他读进大学，但我替他读完了高中。我要去打工了，去挣钱，去帮爸把那头牛挣回来。路有很多条，不是只有读书一条。我不信我周景熙离开学校就活不下去。”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放在枕头底下。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他脸上，照在他紧抿的嘴唇上。他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周景熙，你没有失败。你只是换了一条路。不管走哪条路，都要走下去，走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