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去西安（2/2）

介绍了一通背景之后，陈诚终於把话题转回到了自己身上：“格大爷2000年重回武汉，不想通过官方渠道联繫参观，於是就通过一个在中国教德语的朋友，请一个英语好的中国人临时作为他的私人助理。那时候我已经办妥了去美国读书的手续，正好有很多空閒的时间，就给格大爷打了一个月的工。”

“他不是德国人吗？请助理也应该是说德语的吧，为什么要找英语专业的？”袁丽提出了一个正常人都会有的疑问。

“我见到格大爷后，第一个问题也是这个。”陈诚微微点了点头，从隨身带的包里摸出又摸出两个桔子：“格大爷这么解释的，他要找一个没有单位的翻译。因为没有单位的人，就不会被有关部门策反。”

这个解释完全超出了袁丽的理解，一时间她都无法消化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陈诚看到袁丽目瞪口呆的表情，忍不住偷偷地笑了两声，又把剥好的桔子一半给妻子，一半给了袁丽。这次，袁丽接了过来。

格大爷1985年结束在武汉柴油机厂的聘任后，1997年再次访问武汉，並且去武柴厂进行了参观考察，但这个考察让他非常地不满意。

一方面是武柴產品质量比他在的时候严重下滑。柴油机气缸里有未清除乾净的铁粉，齿轮上有波纹，可见產品比他做厂长的时期，出现了严重的下滑，这让他十分的生气。

另一方面是外事办、厂领导以及翻译，联合起来对他隱瞒了一些什么事情。格大爷在武柴担任了两年的厂长，实际上是可以听懂一些中文的。他认为自己的问题，並没有什么敏感的，都是些生產经营方面的问题，比如客户对產品质量的反馈。但是，接待他的厂领导和外事办领导要交流很久，然后翻译过来的信息却很短，明显和他们交谈的不同。

因此，这次去武汉，他打算自己带一个翻译兼助理，帮助他了解武柴厂的真实情况。至於为什么要找个英语专业的人，是因为德语专业的人少，格大爷担心翻译和接待方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繫。而英语专业，每年毕业生成千上万，这方面的可能性小了很多。

“我一听格大爷的话就乐了，我告诉他结束这次翻译活动后，我就会去美国留学，因此官方对我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力，我一定会把听到看到的信息，如实的翻译给他。格大爷听完哈哈大笑，说我是他认识的中国人里面，第一个敢於蔑视『有关部门』的人，然后我们就一起笑了。於是我问格大爷，为什么你作为一个德国人，英语却说得这么好？格大爷说，因为我在二战中蹲过美国人的战俘营。”

陈诚说完，陈诚和袁丽几乎同时笑了起来，沈萍隔著並不宽的走廊，也听到了陈诚的故事，但她笑得很敷衍，好像只是出於礼貌。

虽然格大爷的故事以喜剧形式开场，但过程和结果却完全不同。陈诚陪著格大爷重返武汉，自然是外事办出面接待，一路都有各种好吃好喝以及旅游项目。但话题一旦涉及武柴厂，陈诚的翻译工作立刻变得艰难了起来。

有一次，格大爷向外事办的陪同人员询问：“1990年，他介绍给武柴厂的一个德国风冷柴油机產品，技术上比当时的国產同类產品先进了至少二十年，而且德国方面还提供低息贷款来进行技术改造。为什么这个项目最终被否决？”

接待的陪同人员云里雾里的扯了一通什么配套零件厂的改造难度，以及这些配套改造资金的缺口。陈诚逐字逐句地翻译给格大爷，换来的是格大爷更多的问题。陪同人员被逼急了，只好含糊地告诉陈诚：这个项目虽然很好，但计划经济时代，主管部门还得考虑配套厂有没有跟著改造的能力。事实上，主管部门对於几个严重亏损的配套厂，早就失去了抢救一下的信心和动力。生怕新產品的引进，没救活武柴厂，倒让配套的几个厂突然死亡了，因此选择了不做就不错的乌龟流。

陈诚把回答总结了一下，加上一些自己的猜测，翻译给了格大爷。格大爷听完，久久没有说话，两条眉毛拧成了一股绳子。在后面的行程里，格大爷没有再向陪同人员追问这个问题。但在私下里，格大爷讲起了他在当厂长时的一件事。

格大爷管得了自己厂里的质量，但是管不到零件配套厂里面去，比如水箱、汽缸盖等等，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总还是有一定质量要求的。但是这些零部件的质量不稳定，忽高忽低，每次被格大爷发现质量问题，配套厂领导就会態度很好地“承认错误，坚决不改。”

而且在当时的体制下，作为厂长格大爷居然不能更换供应商，因为所有的配套供应关係，是计委决定的而不是市场关係决定的。

格大爷主持工作的时候，虽然不能更换零部件供应商，至少做到了不让不合格零部件进入內部的生產流程，来一百件退回去九十件的事情他经常干。但等到他走了，换成了中方厂长，顶不住有关部门的压力，那这个质量下滑就是必然了。

陈诚陪著格大爷在武汉参观了五六天，格大爷对於武汉的发展总体来说还是非常讚嘆。2000年的武汉，已经具备了现代城市的雏形，不再是1985年的那个大號县城。参观行程的最后一天，格大爷再次提出了去武柴厂走一走的要求。这一次，陪同人员倒是痛快地和陈诚说了实话：武汉柴油机厂在1998年已经破產。

“我还记得，那个外事办的小领导说得轻鬆，我却心里不是个滋味。格大爷真把武柴厂当亲儿子，亲自上生產线抓管理抓质量，愣是把病危的武柴厂救活了。而咱们有些人则是后爹式关怀，这边格大爷还在介绍新產品联繫贷款，他那边已经痛快地放弃治疗了。最后，我掂量了再三，主动骗了格大爷说武柴厂搬迁了，搬到更远的一个新厂区，那边在修路很不好走，可能会耽误他行程。最终，格大爷也只好放弃了去武柴厂看一看的愿望。”

讲完整个故事，陈诚苦笑了两声，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嘆息：“格大爷找我来作私人助理，是不想有人欺骗他。结果，最终还是我，欺骗了他。”

车厢內，本来充满了乘客们小声地聊天，还有高铁特有的嗡嗡声。可是这一刻，似乎所有的声音都停滯了下来。沈萍似乎感到了气氛异样的源头，转过头来盯著陈诚，然后小声的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就在这一刻，所有嘈杂的声音全都重新回到了车厢內。

“没事，我们聊点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会你还没出生呢。”陈诚朝著沈萍笑了笑，然后转头看向袁丽，声音重新恢復到平时语调：“不过呢，这帮人倒也不是完全没良心，武汉后来给格大爷塑了一个像。我上次去武汉，也去瞻仰了一下他老人家。”

袁丽去过一次武汉，不过是作为旅游者，拍拍照打打卡，吃吃逛逛。不过，听陈诚这么一说，她把格大爷雕像也列入了旅行计划，有机会的话去看看这位在中国歷史上刻下名字的德国大爷。

“你那时候毕业应该还是包分配吧？没把你分回汉中去？”袁丽找了个问题，说出口自己就后悔了。陈诚讲述的记忆片段中，有一个是关於毕业分手的。现在这么一问，很容易被陈诚误解为她对陈诚记忆片段的追问。

果然，陈诚听到这个问题，表情迟滯了一瞬间。不过他反应很快，拿起保温杯喝了口水，自然地回答：“对，原本我是要分配回汉中的，单位都找好了，南峰机械厂。但事情就是这么地巧，临到要毕业了，南峰机械厂搬迁去了洛阳，结果就是学校让我自己找接收单位，我就误打误撞地留在了西安，原来物资系统的一家外贸公司，而且不解决户口。”

“南峰机械厂？我还真知道这家公司。”袁丽手指在小桌板上敲打了起来，“我2003年出国前，做的最后一单外贸就是这家公司的袋装茶设备，给我贡献了不少生活费。”

“哎呦！真巧啊！”陈诚不由得感慨了一下，都说任意两个人之间的联繫不超过七个人，结果他和袁丽之间，只隔著一个人的线索都不止一条，这让他更加確信，他对袁丽的那些记忆並非是自己的妄想。

就在陈诚胡思乱想的时候，袁丽又把话题扯回了当年：“你怎么会想到要出国去学心理学？”

“其实那时候我对心理学一无所知，就是看那个学校和专业能给我全奖。”陈诚两手一摊，说出了选择心理学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出国，那时候我是抱著一去不回的心態，申请到什么算什么。”

可能是因为陈诚和袁丽聊天太过於投入，让沈萍感到被冷落，她找了个机会插话进来，加入了聊天：“我就很不能理解他，你说国內这不是挺好的吗？”

袁丽欠了欠身，隔著陈诚对沈萍笑了笑：“那时候出国热，確实大家都这么想。我刚上大一，就有亲戚说，大学的目標就是考托福，出去就不要再回来。”

事实也確实如此，袁丽毕业到深圳工作时，工资不过两千出头，把奖金提成什么杂项全算上，平均月收入也不过四五千。而有同学去美国洗盘子，从牙缝里节省出来的生活费也有一两万。这还是中国收入最高的深圳经济特区，想来陈诚在西安做外贸，可能还拿不到这个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