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中二少年（1/2）

手机屏幕暗淡了下去，像素点如细沙般流散。机身的金属光泽悄然褪为旧课桌油漆的哑光，微信图標在指尖淡化成钢笔的剪影。1992年秋日的阳光透过教室窗欞，在摊开的作业本上投下斑驳。空气中粉笔灰的微尘代替了数据流的无声涌动，远处操场传来的上课电铃覆盖了按键声。

高二一开学，学业就像是一个热身完毕的拳击手，对著苏木以及其他高中生毫不留情地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完全没有了高一的循序渐进。每天下午第四节的自习课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正常上课。学校的意图很明显：要把高二和高三两年的课程压缩到高二这一年上完，高三则整年用来备战高考。

这种安排让所有人都感到窒息，尤其是那些理科薄弱的同学，几乎每天都被数理化的月考、期中考和期末考折磨得痛不欲生。

英语虽然也有月考，但形式相对轻鬆一些，通常是隨堂考试，一百道选择题，三十分钟做完，三十分钟讲解。一堂课只有四十五分钟，怎么安排下六十分钟的內容呢？很简单，前后两个课间也被占用了。前一堂课刚下课，卷子就已经发到了每个人的桌上。

这种纯粹以升学为目的的教学方式，完全违背了“能文能武，文武兼修”的传统教育思想，也与“文科生需要点理科常识和逻辑，理科生需要些人文精神”的现代教育理念背道而驰。然而，在九十年代初，高考录取率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情况下，这种教学模式却成了吊打同行的“先进生產关係”。

被学业“殴打”多了，同学们也逐渐意识到，学校之所以安排如此快的学习进度和骤然加大的考试压力，是为了让每个人充分认识到自己更擅长哪一科，以便在文理分班时做出理智的选择。

那时候还是六天工作制，本来周日还可以休息一天，但高二开始，周日上午也被安排上了补习课。全年级的同学按照成绩分科目分班。比如，数学考试在80分以上的去快班，80分以下的去基础班，由两个不同的老师同时上课，一个上午连上四节。至少从补习时间来看，这个力度是惊人的。

语数外三门课的补课时间是相同的，因此每个人只能选择一门参加。由於这个补课是自愿的，也要另外收费，因此参加的人数並不是很多。苏木的英语成绩不需要补课，而数学成绩刚好80分，因此和池杉一起选择了数学。袁丽和李涛则选择了英语，这样四人每周一天的休息时间又少了一半。

在巨大的学习压力之下，班级里的同学迅速地分化成了两个极端，像是个哑铃的形状。一个极端是疯狂学习的学霸和学痴，已经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地步。比如和苏木隔著一排的袁雨欣，什么时候你跟她討论学习以外的事情，无论是学校內的花边新闻，还是娱乐圈的八卦，她都是同一个反应：“还有这事？”

有一次课间，苏木找她问一道英语填空题：“beat ______ his face。”苏木分明记得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最后有一句旁白，“so we beat on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所以苏木填了“on”，但老师给的正確答案却是“in”。

苏木问了几个同学，都没有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隔了一天，袁雨欣突然找过来，说她终於想通了这里面的原因。

袁雨欣的解释是：“face比较软，一拳打上去能陷进去，所以是『in』。而教材上的例句是，『beat on his chest』，胸口很硬所以是『on』。”

苏木感谢了她的解释，实际上心里想的却是：“这事值得记一天吗？”苏木自己都已经忘记了，简单地把“beat in face”作为一个整体记住就算完了。

另一个极端是在压力下选择及时行乐。这个极端比较多元化，有些同学会疯狂迷恋一些事情，比如以王强为首的一群男生，连十分钟的小课间也不放弃，去不了篮球场也要在走廊上或者教室里传球。有时候球从女生头顶飞过，嚇得女生惊叫连连，他们就更得意了。

在女生里面，琼瑶的小说之外，王小波的小说成了新宠，后来又多了王朔和余华。不过，流行面最广的应该还是三毛，《撒哈拉的故事》让男生女生都追。不过真正实现“男女通吃”的当属三毛，连池杉都捧著《撒哈拉的故事》两眼放光，连续两个早读课给其他三人讲故事：撒哈拉的驾照试题，骆驼如何塞进冰箱。

后来传来三毛自杀的消息，那些本来对三毛小说不屑一顾的同学，居然放下批判，也加入到传阅的读者群中，作者的不幸居然成了最好的营销。

在学校里面看小说这件事愈演愈烈，最开始大家还是在课间转进时间看几眼，后来每个班都出现上课看小说被抓的同学。最终，引来了教导主任的突击检查，据说每个班都被搜出来七八本之多。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校门口附近的小店很快开始提供託管业务。花几毛钱把小说存在小店里，终於没有了被学校和家长没收的风险。但是坏事传千里，后来这种商业模式居然上了电视台，作为反面教材批判的同时，也教会了全国的奸商。

除了课程方面的调整，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学校的食堂关了。严格意义上来说，倒也不真的是关门了，而是暂时停业。停业是7月份开始的，正好和暑假重合，苏木还以为是只在暑假期间停业，结果开学后食堂还是没有开门。

后来小道消息才渐渐传开。原来上个学期，出了桩骇人听闻的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苏木的学校索性一刀切，乾脆把学生全数赶出了食堂。

这样的安排，对苏木这类走读生影响不大，无非是照常回家吃饭。可对於那些原本依赖食堂解决午餐的同学，就成了大问题。然而，危机中也有人看到了“机遇”。对於一些本就崇尚“及时行乐”的学生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藉口。学校食堂也就是混饱个肚子，外出就餐则可以变成了一种娱乐。

每天中午放学铃一响，苏木总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几个活跃分子像传令兵似的挨个教室串门，不一会儿就匯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涌出教学楼，直奔学校前门。出了大门就是西七路，不管往左还是往右，沿街开著不少小饭馆，成了这群学生的午餐新据点。

苏木原本以为，学生们在外吃饭，无非是图个方便快捷，吃个凉皮扯麵什么的也就差不多了，顶多再配个肉夹饃。毕竟暑假里她和池杉在外面解决午饭，也就是这些。可有一天下午预备铃响前，她却在教学楼前的花坛边，看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隔壁班的张琦烂醉如泥地蜷在花坛里，不省人事。

后来才听说，中午张琦就在教室里吐得天翻地覆，被两个人连拖带架地弄到厕所冲洗。反正就是一顿冲洗后张琦浑身湿透，活像只从水里捞起来的落汤鸡。怕上课后被老师发现追究，他那几位朋友也算煞费苦心，把他藏进花坛里。花坛一圈都是茂密的冬青，躺在里面非常隱蔽，不走到花坛边根本看不到人，简直就是新时代的青纱帐。可能是酒友们怕他著凉，不知从哪儿扯来一张工地用的草帘子，胡乱盖在了他身上。

那天下午，高二年级的任课老师们，脸都绿得像菜市场卖剩的菠菜。教室里有食堂的饭菜味、很久没洗的袜子臭味、刺鼻的化学药品味都是正常的，可实在挑战教师们的底线。然而，那一天几乎每间教室，都能或多或少地闻到味道。

第一节课上到一半，教导主任从行政楼踱步过来。他走的是二楼的连廊，从上往下看，花坛里睡成个大字的张琦，差点把教导主任惊得直接一个307b下去。苏木透过窗口看到，只见主任小跑到花坛边，一个跨栏动作翻过冬青树，矫健得像是要参加亚运会选拔。

教导主任站在花坛里，用脚碰了碰张琦，可能是想叫醒他。然而，倒在地上的张琦只是动了动，然后翻了个身换了个姿势，还发出了几声舒服的哼唧。主任一脸懵逼，愣在原地足有五分钟，场面滑稽得让苏木憋笑憋出內伤。

过了几分钟，教导主任走进高二年级，也不管正在上课的老师，径直进入教室，一边巡查一边鼻子像警犬似的抽动著。很快，他就把一个男生叫了出去。过了几分钟，又有两个男生在其他班级里落网。教导主任像是狱警一样，押著三个人把张琦抬去了医务室。

虽然闹得满城风雨，事情的结局竟然异常平静，居然一个被处分的都没有，就连喝醉酒的张琦过了两天也正常来上学了。

顺便提一句，自从苏木上高中开始，粮票这玩意儿其实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学校门口那些小饭馆，家属院附近的早餐摊子，早就不用粮票结帐了，揣著现金就能解决温饱。因此，苏木对粮票的感性认知，一直停留在“能在自由市场上换鸡蛋”这个层面。

等到第二年，报纸上登出粮票正式停止流通的消息时，苏木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之前那些偷家里粮票换东西的傢伙，这下可赚大发了！他们醉臥花坛的光辉时刻，让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实现了最后一点价值。

在这个两极分化的群体里面，四人组又毫无疑问和毫不起眼地缩在了中间地带。说四人疯狂学习吧，上课时候几个人是挺认真地学习，周日上午的补习课四个人还都参加了。但是疯狂是绝对谈不上的，一点都没有袁雨欣那种扣著一点小错误不放过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