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2章 提交《关於信息產业与集成电路发展的超长期规划建议》（1/2）

从北京回香港的飞机上，王恪几乎没合眼。

笔记本摊在小桌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些地方涂改了又涂改。空姐过来问要不要饮料，他头也没抬：“咖啡，谢谢。”

咖啡来了，他喝了一口，继续写。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食叶，又像时间流逝的声音。

这份《关於信息產业与集成电路发展的超长期规划建议》，他构思了整整一周。从863计划研討会结束那天起，他就在想：要说什么？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

太超前了，可能被视为天方夜谭；太保守了，又失去指导意义。最后他决定：立足现实，指向未来。用1984年能理解的语言，描述2000年甚至2020年的图景。

飞机降落时，初稿完成。五十六页，两万八千字。

回到香港的第二天，王恪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修改。

陈致远来敲门：“王总，东芝那边催龙芯流片的最终確认文件。”

“放桌上。”王恪头也没抬。

“索尼想谈vcd光碟格式的標准问题。”

“让周明远去。”

“还有，美国《商业周刊》想约专访……”

“推了。”王恪终於抬头，眼睛里都是血丝，“这三天，天大的事也別找我。”

陈致远看著桌上那摞厚厚的稿纸：“您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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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国家写建议书。”王恪揉了揉太阳穴，“比做十个晶片还难。”

確实难。难在要把系统给的未来知识，转化成这个时代能接受的语言；难在要平衡理想和现实，既要描绘宏伟蓝图，又要给出可行路径；难在要让人相信——相信中国能做到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

第三天傍晚，终稿完成。王恪通读了一遍，然后拨通了北京的长途电话。

“钱老，稿子写好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想请您先看看。”

电话那头，钱学森的声音很温和：“寄过来吧。用机要通道，快。”

“我明天飞北京，当面给您。”王恪说，“有些地方，需要当面解释。”

又见北京。这次是春天了，柳树抽出嫩芽，风也软了。

钱学森的办公室里，王恪把装订好的建议书放在桌上。蓝色封皮，白色標题，很朴素。

“这么厚？”钱学森戴上老花镜。

“分了六个部分。”王恪说，“现状分析、目標设定、技术路线、產业布局、政策建议、风险应对。”

钱学森翻开第一页。前言很短：

“信息技术是当代科技革命的核心，集成电路是信息技术的基础。抓住了这两样，就抓住了现代化的牛鼻子。本规划建议的时间跨度是1985-2010年，分三步走：第一步追赶，第二步並跑，第三步领跑。核心思想是：集中力量，重点突破，生態构建，人才先行。”

老人点点头，继续往下看。

第一部分是现状分析。王恪列了张表：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晶片製造工艺上，差2-3代；在设计能力上，差1-2代；在软体生態上，几乎空白。但优势也有：市场巨大，人才潜力大，国家意志强。

“这个评估很客观。”钱学森说，“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乐观。”

第二部分是目標设定。王恪提出了三个阶段目標：

1985-1990年（追赶期）：掌握1.5微米工艺，实现中低端晶片自主设计，建立完整的pc產业链。

1991-2000年（並跑期）：突破0.8微米工艺，在部分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建成软体生態。

2001-2010年（领跑期）：进入纳米时代，在若干前沿方向引领发展，建成世界级的信息產业体系。

“纳米？”钱学森抬头，“这是什么单位？”

“十亿分之一米。”王恪解释，“是下一代半导体技术的方向。现在最先进的是1.5微米，未来会发展到0.5微米、0.25微米，最后到纳米级。”

钱学森沉思片刻：“有依据吗？”

“有。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电晶体数量，每18-24个月翻一番。”王恪说，“按这个趋势推算，到2010年左右，工艺会进入纳米时代。”

老人记下了这个词：“纳米……有意思。”

第三部分技术路线，是最核心的。王恪画了一张巨大的技术树：从基础材料（硅片、光刻胶）到製造设备（光刻机、刻蚀机），从设计工具（eda软体）到工艺技术（薄膜沉积、离子注入），从晶片產品（cpu、內存、专用晶片）到整机应用（计算机、通讯设备、家电）。

每个分支都標出了关键技术节点和突破时间。比如光刻机：1988年前掌握接触式光刻，1995年前掌握步进式光刻，2005年前尝试浸润式光刻。

“这些时间点，你怎么確定的？”钱学森问。

“结合国际发展趋势和国內能力。”王恪说，“有些可以快点，比如设计工具，我们有人才基础；有些必须慢点，比如製造设备，需要长时间积累。”

第四部分產业布局，王恪建议建立“一轴两翼”的格局：

“一轴”是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中心，布局晶片製造和高端装备；

“两翼”是珠江三角洲（深圳、广州）和京津冀，前者侧重整机製造和消费电子，后者侧重研发和人才培养。

他还特別提到了“產业园区”的概念：把设计公司、製造工厂、封测企业、材料供应商集中在一起，形成產业集群，降低物流成本，促进技术交流。

“这个想法好。”钱学森说，“我们搞『两弹一星』也是集中力量。现代產业，更需要协作。”

第五部分政策建议，王恪写得很大胆：

设立“国家集成电路產业投资基金”，初期规模100亿人民幣，以国家资金引导社会资本；

实施“集成电路人才专项计划”，每年送500名优秀学生出国深造，同时引进海外华人专家；

建立“首台套”政策，对国產设备的首次使用给予补贴，鼓励应用；

加强智慧財產权保护，但同时要防止国外企业滥用专利壁垒……

“这些都需要钱，需要政策，需要协调。”钱学森说，“难度很大。”

“所以需要国家意志。”王恪说，“就像当年搞『两弹一星』，再难也要搞。”

最后一部分风险应对。王恪列出了可能的风险：技术封锁、人才流失、市场波动、决策失误……每个风险都给出了应对策略。

“最坏的情况是，我们投入巨资，但技术路线选错了，或者市场变了，怎么办？”钱学森问。

“所以要坚持『研发一代，储备一代，预研一代』。”王恪回答，“多条腿走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另外，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多听取一线专家和企业的意见。”

钱学森看完最后一页，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办公室里很安静，能听到窗外麻雀的叫声。

“王恪同志，”老人缓缓开口，“这份建议书……价值连城。”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著王恪：“我今年七十三岁了。搞了一辈子科研，最深的体会是：方向比努力更重要。你这份规划，给出了方向——一个清晰、可行、有远见的方向。”

转身，他看著王恪：“但你要知道，这只是一个建议。要变成国家战略，需要很多程序，需要说服很多人，需要克服很多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