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8章 首次「技术溢出」：转让一条淘汰计算器生產线（1/2）

1980年1月，香港，明远电子总部会议室。

窗外的维多利亚港在冬日阳光下波光粼粼，但会议室里的气氛却有些凝重。长条会议桌两侧坐著明远电子的核心管理层，桌上摊开著一份让所有人皱眉的財务报表。

“王总，娄总，数据都在这里了。”財务总监李伯推了推眼镜，声音低沉，“计算器生產线已经连续三个月亏损。主要原因是日本卡西欧和夏普的新型號价格更低、功能更多，我们的產品竞爭力在下降。”

王恪翻看著报表。明远计算器是1977年推出的產品，曾经风光无限，月销量最高达到五万台。但现在，每个月只能卖出不到一万台，而且利润微薄。

“生產线的折旧呢？”娄晓娥问。

“还有两年折旧完毕。”李伯说，“但按现在的销量，维持生產线运转的成本都收不回来。我的建议是——关停。”

会议室里一阵沉默。那条生產线是明远电子的起家之本，三年来生產了两百多万台计算器，创造了数千万港幣的利润。现在要说关停，每个人心里都不好受。

“关停之后，设备怎么处理？”生產总监张建业问，“生產线还很新，直接报废太可惜了。”

“可以卖给废品回收公司。”李伯说，“大概能收回五十万港幣。”

“五十万？”张建业皱眉，“当初建这条生產线花了五百万！”

“这就是技术进步的速度。”王恪终於开口，“三年前我们是领先者，三年后我们成了追赶者。这是电子產业的规律，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他站起来，走到白板前：“但关停生產线，不是唯一的选项。”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我在想，”王恪缓缓地说，“我们能不能把这条生產线，转让给內地？”

会议室里顿时炸开了锅。

“转让给內地？他们能消化吗？”

“內地现在连半导体收音机都造不好，能造计算器？”

“就算能造，技术转让费怎么算？五十万？一百万？”

“而且……会不会培养竞爭对手？”

王恪等大家安静下来，才继续说：“各位，我仔细研究过內地的电子產业现状。他们有基础——上海无线电十九厂能生產简单的集成电路，北京电子管厂能生產电晶体。他们缺的是整机设计、生產工艺和质量控制。”

他在白板上写下几个关键词：“而我们有成熟的生產线，有完整的技术文档，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淘汰的资產，但对內地来说，可能是改变命运的契机。”

娄晓娥若有所思：“你是说……技术溢出？”

“对。”王恪眼睛亮了，“这就是技术溢出——先进地区的技术，向落后地区自然流动。香港现在面临產业升级，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產业迟早要转移。与其被动淘汰，不如主动输出。”

张建业还是担心：“王总，我理解您的想法。但技术转让是个复杂的过程，要培训工人，要调整设备，要適应內地的供应链……我们哪有这个精力？”

“不需要我们亲自做。”王恪说，“我们可以把整条生產线打包，包括设备、技术、工艺、管理，一次性转让给內地的一家国营电子厂。他们出钱购买，我们派人指导，三个月交接期。之后，他们自己运营。”

李伯快速计算著：“如果按照残值转让，大概两百万港幣。扣除拆卸、运输、培训成本，能收回一百五十万左右。比当废品卖强，但……”

“但更重要的是战略意义。”王恪接过话头，“第一，我们在內地有了合作伙伴，建立了关係。第二，我们展示了开放合作的姿態，有利於將来进入內地市场。第三，我们帮助了內地的工业发展，这是长远投资。”

娄晓娥点点头：“我支持。不过，选择哪家工厂很重要。要选有基础、有潜力、有改革意愿的。”

“我已经有了初步人选。”王恪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资料，“深圳电子设备厂。这家厂1958年建厂，主要生產收音机、扩音机，有八百多名工人，其中技术员一百多人。厂长叫周卫国，五十二岁，是部队转业干部，做事雷厉风行，去年就提出要搞產品升级。”

他把资料分发下去：“最关键的是，这家厂现在经营困难，產品滯销，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他们急需新项目、新技术来改变局面。”

张建业看著资料，还是不太放心：“这样濒临倒闭的厂，能接得住我们的生產线吗？”

“正因为他们困难，才会珍惜机会。”王恪说，“而且，我们可以设定条件——生產线安装调试成功后付款，前期只收少量定金。这样，我们的风险可控，他们的压力也小。”

会议开了整整一上午。最终，董事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了王恪的提案——將明远电子淘汰的计算器生產线，以成本价转让给深圳电子设备厂。

接下来的一周，明远电子成立了专门的“技术转让项目组”，组长是张建业，副组长是陈小虎——王恪特意把这个年轻人从蛇口调回来，让他参与这个重要项目。

“小虎，知道为什么调你回来吗？”在去深圳的车上，王恪问。

陈小虎有些紧张：“王顾问，我……我不太懂技术转让。”

“但你懂蛇口。”王恪说，“你经歷过从无到有的过程，知道內地工厂缺什么、需要什么。而且，你是內地人，沟通起来更方便。”

“我明白了。”陈小虎挺直腰板，“我一定完成任务。”

车子通过罗湖口岸，进入深圳。1980年初的深圳，还只是一个小县城的样子。街道狭窄，房屋低矮，路上自行车比汽车多。但王恪能感觉到，这座城市正在酝酿著某种变化——工地上塔吊多了，街上穿西装的人多了，空气中瀰漫著一股躁动不安的气息。

深圳电子设备厂在城东的工业区。厂门是两扇锈跡斑斑的铁门，门口掛著白底黑字的牌子，字跡已经斑驳。院子里，几栋灰色的厂房沉默地矗立著，有些窗户玻璃碎了，用木板钉著。

“欢迎欢迎！”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

厂长周卫国大步走来。他五十出头，身材魁梧，穿著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脸上带著军人特有的坚毅神色。身后跟著几个厂领导，都穿著同样的蓝色工装。

“王总，久仰大名！”周卫国用力握住王恪的手，“您在蛇口做的事，我都听说了。了不起！”

“周厂长客气了。”王恪说，“咱们直接看车间？”

“好！爽快！”

一行人走进主厂房。车间很大，但很空旷。几条老旧的生產线停著，只有一条收音机生產线还在运转，十几个工人在慢吞吞地组装。车间的角落里堆满了积压的產品，纸箱上落著厚厚的灰尘。

“情况您也看到了。”周卫国苦笑著说，“我们厂是1958年建的老厂，设备是六十年代的，產品是七十年代的，可现在是八十年代了。收音机没人买，扩音机没人要，工人三个月没发工资了。”

他指著一个正在工作的老工人：“他叫老李，在厂里干了三十年。现在每天来上班，其实就是坐著发呆。我心里难受啊！”

王恪走到收音机生產线前，拿起一个半成品。工艺粗糙，焊点不齐，外壳有毛刺。他放下產品，问：“周厂长，如果给你们一条先进的生產线，你们能做好吗？”

周卫国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能！一定能！我们的工人，技术是有的，就是设备太落后，管理太陈旧。只要有先进设备，有科学管理，我们一定能打翻身仗！”

“那好。”王恪说，“我们转让给你们的，是一条完整的计算器生產线。月產能五万台，良品率要求95%以上。你们接得住吗？”

“接得住！”周卫国斩钉截铁，“我把话放这儿——要是接不住，我这个厂长不当了！”

接下来的三天，谈判在工厂简陋的会议室里进行。明远电子这边是张建业、陈小虎，深圳厂那边是周卫国和几个技术骨干。

谈判出人意料地顺利。周卫国对技术如饥似渴，对价格毫不计较，只有一个要求——儘快。

“张工，您说的两百二十万，我们认。”周卫国说，“但我们厂现在帐上只有二十万。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先付二十万定金，生產线安装调试成功后再付一百万，剩下的分两年付清？”

张建业看向王恪。王恪点点头。

“可以。”张建业说，“但有几个条件。第一，我们要派人驻厂指导三个月。第二，生產线的关键岗位工人，必须经过我们的培训。第三，產品必须达到我们的质量標准，否则我们有权停止技术支持。”

“都同意！”周卫国一拍桌子，“还有吗？”

“有。”王恪开口了，“周厂长，我想加一条——生產线上马后，头两年利润的10%，要拿出来设立技术研发基金。你们不能只做组装，要消化技术，要创新，要开发自己的產品。”

周卫国愣住了。他没想到王恪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王总，您……您这是……”

“周厂长，技术转让不是目的，是起点。”王恪认真地说，“我们给你们生產线，是希望你们能站起来，能跑起来，甚至將来能超越我们。如果只是简单复製，那这条生產线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周卫国沉默了很久，忽然站起来，向王恪深深鞠了一躬：“王总，我替全厂八百名工人，谢谢您！”

合同很快签了。签完字那天，周卫国让食堂做了几个菜，就在会议室里简单庆祝。菜很朴素——红烧肉、炒青菜、西红柿鸡蛋汤，但大家吃得很香。

“王总，我敬您一杯！”周卫国端起酒杯，“不瞒您说，这三个月，我天天睡不著觉。看著厂子一天天垮下去，看著工人一天天消沉，我想死的心都有。现在，您给了我们希望。”

他一饮而尽，眼睛红了：“我们厂八百多人，后面是八百多个家庭。厂子要是垮了，这些人怎么办？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一家人吃饭……现在好了，有希望了！”

王恪也干了杯中酒：“周厂长，希望是你们自己爭取的。我们只是搭了座桥，过桥还要靠你们自己。”

“您放心！”周卫国拍著胸脯，“我们一定把这座桥走好，走稳，走宽！”

接下来是紧张的设备拆卸和运输。明远电子香港工厂里，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把生產线拆成一个个模块，装箱，贴上標籤。很多老工人一边拆一边掉眼泪——这条生產线陪伴他们三年，生產了两百多万台计算器，就像自己的孩子。

“张工，这些设备还能用很多年呢。”一个老技工抚摸著贴片机，“就这么拆了，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