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章 实地考察蛇口，勾勒特区雏形（1/2）

1965年4月8日，深圳，蛇口。

王恪站在一片荒芜的海滩上，海风吹得他的白衬衫猎猎作响。眼前是望不到边的滩涂，远处有几艘破旧的渔船搁浅在泥泞中，更远处是灰濛濛的海面，与香港的青山隔海相望。

“这里就是蛇口。”梁国栋拄著一根临时找来的木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五十年前，这里还是个小渔村。后来战乱，人都跑光了。”

调研组一行八人，除了梁国栋、王恪和张副主任，还有省计委的两个干部，深圳县的书记和县长，以及当地一个老渔民当嚮导。

“梁书记，王处长，小心脚下。”深圳县委书记老陈提醒，“这滩涂看著平，下面有暗沟，陷进去就麻烦了。”

张副主任皱著眉头看著四周：“这地方……能建工厂？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所以才要开发。”梁国栋说，“老王，你看看地图。”

王恪展开隨身带的地图。蛇口位於深圳南头半岛南端，东临深圳湾，西濒珠江口，与香港新界的元朗隔海相望。海岸线蜿蜒，有几个天然小海湾。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王恪指著地图上的几个点，“都有条件建码头。水深够，避风条件好。”

老渔民凑过来看：“后生仔懂行啊。我们打鱼的都知道，这几个湾子水最深，刮颱风时船都躲在那里。”

“老人家，这里平时有人来吗？”王恪问。

“除了我们打鱼的，鬼影都没有。”老渔民摇头，“年轻人都跑香港去了。我三个儿子，跑过去两个。剩下一个在村里种地，穷得叮噹响。”

梁国栋和王恪对视一眼。这就是现实——边境地区，人口流失，经济凋敝。

“如果在这里建工厂，让你儿子回来上班，一个月挣七八十块，他愿意吗？”王恪问。

老渔民眼睛亮了：“那还用说？做梦都想！可是……这里建工厂？谁来这里建？”

“如果建呢？”

“那我就把儿子叫回来！”老渔民拍胸脯，“不光我儿子，全村年轻人都能叫回来！”

这话说得实在。张副主任听了，脸色缓和了些。

一行人继续往前走。走到一处稍高的土坡上，视野开阔起来。王恪拿出笔记本，开始画草图。

“梁书记您看。”他边画边说，“如果从这里修一条路通到深圳县城，大概十五公里。码头建在这里，货船可以直接靠岸。厂房区规划在这片滩涂上，填海造地，成本不高。”

梁国栋看著草图：“水电呢？”

“电可以从县城拉线过来。水……”王恪看向老陈，“陈书记，附近有水源吗？”

“有！”老陈立即说，“后面山上有泉水，水质好，水量足。解放前英国人还在这里建过抽水站，后来荒废了。设施应该还能用。”

“那太好了。”王恪在草图上標註，“生活区可以建在山脚下，离厂区不远，又不会被海潮影响。”

张副主任插话：“王恪同志，你想得倒挺美。但这要多少投资？钱从哪里来？”

“这就是『三来一补』的优势了。”王恪解释，“港商投资建厂，我们提供土地和劳动力。基础设施——路、水、电——我们可以先投入一部分，后续从租金和税收中收回。”

“那也得先投入啊。”张副主任说，“修十五公里路，拉电线，建水站……这要多少钱？”

王恪迅速心算：“初步估算，三十万到五十万。如果省里支持一部分，深圳县自筹一部分，可以解决。”

“深圳县哪有钱？”老陈苦笑，“我们县財政，发工资都困难。”

梁国栋沉思片刻：“省里可以支持二十万。剩下的，你们自己想办法。”

“梁书记，这……”老陈又喜又忧。

“老陈，我知道你们困难。”梁国栋说，“但机会来了，要抓住。二十万不是白给的，是借款，要还的。等加工区发展起来，从税收里扣。”

这话给了压力，也给了希望。

中午，大家在渔村吃饭。老渔民让老伴做了几样简单的菜：清蒸海鱼、炒蛤蜊、青菜，还有一锅杂粮饭。

饭桌就摆在院子里，几张破板凳围著一张小方桌。

“梁书记，王处长，各位领导，乡下地方，没什么好招待的。”老渔民有些不好意思。

“这鱼很新鲜。”梁国栋夹了一块，“比广州酒楼里的好吃。”

“现抓现做的，当然新鲜！”老渔民高兴了，“我今早天没亮就出海，专门捞的。”

王恪吃著饭，看著这个破败的渔村。土坯房大多破败不堪，村里没什么年轻人，只有几个老人和孩子。但村里的榕树下，土地庙香火倒挺旺——人们把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因为现实给不了希望。

“老人家，村里有多少户人家？”王恪问。

“原本有六十八户，现在只剩四十二户了。”老渔民嘆气，“跑的跑，搬的搬。再这样下去，村子就没了。”

“如果工厂建起来，人就会回来。”王恪说。

“真的能建吗？”老渔民眼神里满是期待，“领导，我不是贪心。我就是想……让年轻人有个出路，不用冒险偷渡去香港。这几年，偷渡淹死的，被抓的，太多了。”

这话说得很沉重。桌上的人都沉默了。

梁国栋放下筷子：“老人家，我们这次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敢保证一定能成，但我们会努力。”

饭后，调研组分成两路。梁国栋和张副主任去县里听匯报，王恪带著省计委的两个年轻干部，在村里做详细调研。

他们走访了十几户人家，记录每户的人口、劳动力、收入情况。大多数家庭年收入不超过二百元，住的房子漏雨，穿的衣裳打补丁。

“王处长，这户的情况比较特殊。”年轻干部小刘指著一户人家，“丈夫前年偷渡被抓，现在还在劳教。妻子带著三个孩子，最小的才两岁。靠编竹筐卖，一个月挣不到十块钱。”

王恪走进那间低矮的土坯房。屋里几乎没什么家具，一个瘦弱的女人正在编竹筐，三个孩子围著她，最小的那个光著屁股在地上爬。

“大姐，我们是省里来的，了解情况。”王恪蹲下来，帮女人整理散乱的竹篾。

女人抬起头，眼神麻木：“了解什么情况？都这样了。”

“如果村里建工厂，招工，您愿意去吗？”

“工厂？”女人苦笑，“哪有这种好事。”

“如果有呢？一个月能挣五六十块。”

女人的眼睛亮了一下，隨即又暗下去：“领导別拿我开心了。”

王恪心里一酸。这不是不信任，是失望太多次了。

他拿出笔记本，记下这户的情况：“大姐，您叫什么名字？家里孩子多大？”

“我叫黄阿妹。大女儿九岁，该上学了，没钱。二儿子七岁，小儿子两岁。”女人声音很低，“他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王恪在笔记本上写：“黄阿妹，32岁，竹编为生，月收入不足10元。三子女，住房困难。丈夫因偷渡劳教。”

他写得很详细。这些具体的人和事，比任何统计数据都有力量。

走访到下午四点，王恪累得口乾舌燥。小刘递给他一个军用水壶：“王处长，喝点水。咱们走访了二十三户，基本情况都清楚了。”

王恪接过水壶，喝了一大口。水是温的，带著塑料味，但很解渴。

“小刘，你怎么看？”

“王处长，说实话……”小刘犹豫了一下，“看了这些，我觉得『三来一补』太有必要了。老百姓太苦了，得给他们一条活路。”

“是啊。”另一个干部小陈说，“我以前在机关，看的是文件，是数字。今天看到真人真事，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实地调研的意义——让政策制定者看到政策影响的对象，让数据背后有面孔，有故事。

傍晚，调研组在县招待所匯合。深圳县准备了简单的晚饭，吃饭时，大家交流一天的见闻。

张副主任难得地没有唱反调。他沉默地吃著饭，眉头紧锁。

“老张，想什么呢？”梁国栋问。

“梁书记，我今天……”张副主任放下筷子，“看了几个村子，心里不是滋味。老百姓的日子，確实难。”

“那你怎么看『三来一补』？”

“如果真能让老百姓过得好点……”张副主任顿了顿，“我保留意见，但不反对试点。”

这是个重要的转变。虽然只是“不反对”，但已经是从“坚决抵制”前进了一大步。

梁国栋点点头：“好。那我们就集中精力，研究怎么把试点做好。”

饭后，调研组开碰头会。王恪把白天的调研情况做了匯报，特別提到了黄阿妹那户的情况。

“这样的家庭，村里还有多少？”梁国栋问老陈。

“不少。”老陈说，“我们统计过，深圳全县，类似的特困户有八百多户。县里想帮，但没能力。”

“如果加工区建起来，能解决多少就业？”

王恪计算：“按初步规划，第一期可以建五到十个厂，解决一千到两千人就业。如果发展顺利，第二期可以再翻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