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 布局未来：投资塑胶、纺织，进军电子代工（2/2）

李文斌愣了一下——这个薪水，比他美国同学在香港能找到的工作高出一大截。

“娄小姐，你就不怕我干不出成果？”

“怕。”娄晓娥笑了，“但王先生说过，做大事要敢用人，敢担风险。我看过你的论文，关於电晶体频率响应改善的那篇，虽然看不太懂，但张教授说很有见地。我相信你。”

李文斌站起来，郑重地伸出手：“我不会让你失望。”

四月初，明远塑胶厂推出了第一款自主设计的塑胶花系列——“春晓”。

不同於市面上常见的单色花朵，“春晓”系列採用了渐变色彩设计，花瓣从浅粉到深红自然过渡，叶片有深浅不一的绿色层次，看起来更像真花。

设计师是周志远从上海挖来的老师傅，姓顾，以前是做绢花的，对色彩和形態有独到理解。

“塑胶花要做出灵气，关键在细节。”顾师傅戴著老花镜，在样品间里调整花瓣弧度，“你看这片叶子，边缘稍微卷一点，光照下阴影就不一样。”

“春晓”系列一上市，立刻引起轰动。

香港本地订单还没消化完，美国进口商的询盘就来了。周志远当机立断，增加两条生產线，工人扩招到一百人。

娄振华的纺织厂谈判也终於敲定。四十五万港幣，收购荃湾的昌盛纺织厂——就是他们之前看过的那家。

接手后第一周，娄振华宣布了三件事：

一、车间安装十台大型风扇，费用公司承担。

二、设立医务室，聘请兼职护士，工人小病小伤免费处理。

三、开办夜校，请老师教女工识字、算数，学费全免。

宣布时，工人们都愣住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工壮著胆子问：“老板，这些……要扣我们工钱吗？”

“不扣。”娄振华说，“公司赚了钱，本来就应该改善大家的生活。只要大家好好干，以后还有更多福利。”

车间里响起了掌声，稀稀拉拉，但真诚。

最让娄晓娥高兴的是，李文斌拉来了两个师弟。

一个叫陈志豪，二十六岁，擅长电路设计。一个叫刘慧敏，二十五岁，是少见的女电子工程师，专攻材料。

加上李文斌自己，三人组成了“未来实验室”的核心团队。

实验室暂时设在明远集团办公楼顶层，只有六十平方米，摆满了从日本进口的示波器、信號发生器、频谱分析仪。仪器都是二手的，但保养得很好。

“第一步，我们做电晶体收音机的优化。”李文斌在白板上写计划，“香港市面上的收音机，灵敏度低，耗电快。我们要设计一款用更少电晶体但性能更好的电路。”

“然后呢？”娄晓娥问。

“然后做电子计算器。”李文斌眼睛发亮，“日本夏普去年推出了首款全电晶体计算器，但价格昂贵。如果我们能用集成电路技术简化设计，成本能降一半。”

“集成电路……”娄晓娥想起王恪电报里的“电子为未来之眼”，“需要什么设备？”

“最急需的是一台初代光刻机。”李文斌说，“我知道瑞士有一家公司生產小型实验用光刻机，不受禁运限制，但价格……要八万美元。”

八万美元。

娄晓娥倒吸一口凉气。这几乎相当於整个实验室第一年的全部预算。

“我想想办法。”她说。

晚上，她给王恪写了很长的信，详细匯报了这三个月的进展，特別提到了光刻机的事。

“八万美元是很大一笔钱，但李文斌说，有了光刻机，我们就能尝试製作简单的集成电路。这意味著我们不再只是组装，而是真正开始製造核心元件。”

“我知道这很冒险，可能投入了钱也做不出成果。但你说过，『敢为天下先』。香港没有人做这个，如果我们不做，可能永远都只能跟在別人后面。”

“塑胶厂已经开始盈利，春晓系列接到了美国十万套的订单。纺织厂改善了工作环境，工人们士气高涨，次品率下降了百分之三十。父亲说，这才一个月，已经看到变化了。”

“母亲负责的公司食堂推出了『营养餐』，两荤一素只要五毛钱，亏本做，但员工都说好。她说，看到那些年轻工人能吃上热乎饭，比自己吃还高兴。”

“四合院那边怎么样？傻柱的食堂改革成功了吗？秦淮茹在服务社还適应吗？阎解成的技术研究有进展吗？”

“香港的杜鹃花开得更盛了，整条街都是粉色。我有时会想，如果你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去看。”

“但我更知道，你在做更重要的事。你说过，『强国』不是一句空话，是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

“我在我的位置上努力。买地，开厂，建实验室，改善工人生活……这些小事，应该也算『强国』的一部分吧？”

“等你。”

信寄出后第十天，王恪的回电来了。

不是电报，是一封厚厚的掛號信。

娄晓娥拆开信，首先掉出来的是一张匯票——十万美元，收款人明远集团。

然后是一张便签，王恪的字跡：

“晓娥：”

“信收到。很好，你做得比我想像的还要好。”

“八万美元买光刻机，值得。另外两万，给实验室添置其他设备。技术积累就要捨得投入。”

“塑胶厂和纺织厂的做法很对——实业不只是赚钱，更是培养人，改善生活。你父亲和母亲做得很好，替我感谢他们。”

“四合院一切安好。傻柱的食堂改革遇到阻力，但他说『王哥教过，改革就是要有耐心』。秦淮茹评上了年度先进，上台领奖时哭了，说『没想到我秦淮茹也有今天』。阎解成的技术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虽然只是三等奖，但他很高兴。”

“我在研究所的工作进入新阶段，暂时不能细说。但很重要，关係到国家未来。”

“香港的杜鹃花，我在北京想像过。应该很美。”

“但更美的是你在信里写的那些事：女工拿到奖金时的笑容，车间里新装的风扇，实验室里亮起的示波器屏幕……这些才是真正的春天。”

“继续前进。路还长，但我们一步一步走。”

“另：隨信寄去一些北京特產，你母亲做的酱菜，傻柱托我带的烤鸭——真空包装的，不知道到香港还能不能吃。他说『让晓娥姐尝尝我的手艺，比香港的烧鹅不差』。”

“王恪

1963年4月20日”

娄晓娥看完信，眼眶发热。

她拿起那张十万美元的匯票，看了很久。

然后，她起身走到窗前。

楼下街道熙熙攘攘，卖云吞麵的小贩在吆喝，巴士喷著黑烟驶过，穿著校服的学生三三两两走过。

而在这些日常景象中，有些东西正在改变：

威灵顿街的唐楼，脚手架已经搭起来，工人们在翻新外墙。

观塘的塑胶厂里，“春晓”系列的花朵正源源不断走下生產线。

荃湾的纺织厂车间，新装的风扇在转动，女工们擦汗时脸上有了笑容。

明远集团顶楼的实验室里，示波器的绿色波形在跳动，李文斌和团队在爭论某个电路设计。

这一切，从她跳下北京到香港的火车那天开始，不过半年。

半年，一个世界在她面前展开。

有尘土飞扬的工厂，有精密的电子仪器，有工人们的期待，有技术人员的梦想。

还有王恪从远方伸来的手，稳稳地，坚定地，推著她向前走。

她回到桌前，给李文斌打电话。

“李工程师，光刻机的钱批下来了。八万美元，你儘快联繫瑞士那边。”

电话那头传来李文斌激动的声音：“真的？太好了！娄小姐，我保证，三年之內，我们要做出香港第一块自主设计的集成电路！”

“我相信你。”

掛掉电话，娄晓娥翻开日记本。

她要记下今天，记下这十万美元，记下王恪说的“这些才是真正的春天”。

但提笔时，她忽然笑了。

写什么呢？

写数字？写计划？写愿景？

不如就写此刻的心情：

“1963年4月25日，晴。”

“光刻机的钱到了。王恪寄来的。”

“他说，我做得好。”

“这就够了。”

“窗外的香港，正在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合上日记本，她拿起电话，开始安排明天的工作。

塑胶厂要扩大生產，纺织厂要开发新面料，实验室要招聘更多助手，还有九龙塘那块地，该请设计师做规划了……

一件一件来。

就像王恪说的，路还长，但一步一步走。

总能走到想去的地方。

总能等到想等的人。

到那时，她可以抬头挺胸地说：

“你看，你交代的事，我都做好了。”

“我不是你的累赘，是你的伙伴。”

“从来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