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空间粮食初用：匿名捐赠与试探（1/2）

七月二日，深夜。

王恪坐在空间的工作檯前，面前摊开著一张四九城简易地图。他用红笔圈出了几个位置：南城粮食局第三供应站、东城孤儿院、西城工人新村居委会、北城军属大院。

地图旁边放著一本帐册，上面详细记录著空间粮仓的库存：小麦82吨、玉米65吨、大米47吨、各种豆类23吨、土豆红薯等粗粮约40吨。这些粮食，一半来自穿越前在全球的“零元购”，一半是空间里灵泉浇灌下的高產作物——生长周期只有外界的三分之一，產量却是三倍。

粮食堆积如山，但王恪一直没动。不是捨不得，是没想好怎么用。

直接拿到市面上卖？太扎眼，且不说来源无法解释，这个年代私下买卖大宗粮食是重罪。

捐给厂里？轧钢厂有国家供应，虽然紧张但不至於断炊，而且容易暴露。

送给四合院邻居？杯水车薪，还可能惹来更多麻烦。

直到最近，前线战事吃紧的消息不断传来，后方粮食供应压力明显增大。王恪在厂里听说，这个月的粮食配额又削减了5%，食堂已经开始用杂粮掺著细粮做饭。街上排队买粮的队伍越来越长，粮店门口常有人因为买不到粮而爭吵。

“是该做点什么了。”王恪轻声自语。

但怎么做，是个技术活。

他翻开笔记本，上面列著几条原则：

一、绝对不能暴露身份和粮食来源。

二、捐赠对象必须是真正需要的人，且最好是国家单位或公益机构。

三、数量要適中——太少没意义，太多会引起怀疑。

四、要留有余地，这次是试探，看看渠道是否安全。

根据这些原则，王恪排除了直接捐赠给个人的想法。风险太大，且效果有限。他最终选择了四个点：粮食局供应站（国家单位）、孤儿院（公益机构）、工人新村（基层社区）、军属大院（特殊群体）。

每个点捐赠多少？他算了算帐。

粮食局供应站，可以捐得多一些，5吨小麦，通过正规渠道流入市场，能缓解一部分供应压力。但必须偽装成“匿名爱国人士捐赠”，不能让人联想到具体个人。

孤儿院，捐2吨大米、1吨麵粉，直接改善孩子们的生活。这个最让人心安。

工人新村，捐3吨玉米和杂粮，通过居委会分发。基层最了解谁家真正困难。

军属大院，捐2吨麵粉、1吨食用油。前线將士的家眷，理应得到照顾。

总共13吨粮食，不到空间库存的十分之一，但在这个年代，已经是天文数字——够两千人吃一个月。

数量定了，接下来是执行细节。

怎么运？王恪不可能自己开著卡车去送。他需要藉助这个时代的运输体系。

他研究过四九城的粮食物流：粮食从火车站货场运到各区的粮食局仓库，再分发到各供应站。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环节可以“做手脚”。

比如，可以在半夜，用空间能力直接把粮食“放”到粮食局仓库的角落里，附上一封匿名信，说明是捐赠。仓库保管员早上发现，会上报处理。

但这样有风险——仓库有守夜的，而且粮食突然出现，太诡异。

更好的办法是，利用现有的运输漏洞。王恪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和打听，知道火车站货场管理比较鬆散，特別是深夜，只有两个老职工值班。如果能混进去，把粮食“放”到某节即將发往粮食局仓库的车皮里……

这个方案可行，但需要精准的时机和偽装。

王恪从系统空间里取出变脸膏。这东西他之前用过一次，效果很好。再搭配一身破旧的工装，一个帆布工具包，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铁路工人。

他还准备了一份偽造的“调拨单”——用这个时代的公文纸和格式，模仿粮食局的笔跡和公章。虽然仔细看能看出破绽，但深夜在货场，值班的老眼昏花，应该能矇混过关。

“七月五日夜，火车站货场，三號站台，发往东城粮食局仓库的棚车。”王恪在地图上標註，“值班员：老张头，六十岁，近视，爱喝酒；老王头，五十八岁，耳背，贪睡。”

信息来自他之前“无意间”的打听。精神感知虽然不能覆盖整个城市，但在火车站附近转几圈，听些閒言碎语，还是能收集到有用情报。

计划已定，接下来是等待时机。

七月四日，王恪照常去轧钢厂上班。项目组的工作进入关键期，新型轧机的传动系统设计遇到瓶颈，他和孙师傅、小李熬了两个通宵，总算找到了解决方案。

中午在食堂吃饭时，听见工人们议论：

“听说下个月粮票又要减了？”

“可不是，我家五口人，现在一个月才六十斤粮，根本不够吃。”

“前线打仗，咱们苦点也应该。”

“理是这么个理，可肚子不答应啊……”

王恪默默听著，心里更坚定了捐赠的想法。

下午，他抽空去了趟东城孤儿院。名义上是“了解社会情况，为技术培训搜集素材”，实际上是实地考察。

孤儿院在一条僻静的胡同里，是个破旧的四合院。院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姓周，戴著老花镜，衣服洗得发白但很整洁。

听说王恪是轧钢厂的技术干部，周院长很热情，带他参观了孩子们的宿舍、教室、食堂。

条件很简陋。宿舍是大通铺，被子单薄；教室只有几排破桌椅；食堂里，中午剩下的窝窝头硬得像石头，菜汤里看不到油花。

“现在国家困难，我们能理解。”周院长嘆口气，“可孩子们正在长身体，一个月每人只有二十五斤粮，一半还是粗粮。你看那个最小的，才六岁，瘦得跟豆芽似的。”

王恪顺著她指的方向看去，一个小男孩蹲在墙角，抱著个破皮球，眼睛大大的，但脸色蜡黄。

“院里现在有多少孩子？”王恪问。

“四十二个。最大的十六，最小的四岁。”周院长说，“全靠国家拨款和社会捐助。可这几年捐助越来越少，上个月只有两袋麵粉，还是发霉的。”

王恪心里一酸。他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这是他这个月的工资补助，塞给周院长：“给孩子买点吃的。”

“这……这怎么行！”周院长连连推辞。

“拿著吧。”王恪坚持，“我也是苦出身，知道挨饿的滋味。”

周院长收下钱，眼睛红了：“谢谢，谢谢您。孩子们会记住您的好。”

“不用记住我。”王恪说，“只要他们能吃饱，好好长大，將来为国家做贡献，就值了。”

从孤儿院出来，王恪的心情很沉重。这个年代，像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能做一点是一点。

晚上回到四合院，易中海来找他，说院里要组织“爱国捐献”，支援前线。

“王科长，您看您捐多少合適？”易中海问得小心翼翼。

王恪想了想：“我捐一个月的工资。”

易中海嚇了一跳：“这……这也太多了吧？您自己还要生活……”

“我一个人，开销不大。”王恪说，“前线战士在流血，咱们捐点钱算什么。”

这话说得易中海无话可说，只能点头：“那……我替前线战士谢谢您。”

等易中海走了，王恪关上门，冷笑一声。

院里这些“捐献”，有多少能真正到前线？有多少会被层层剋扣？他不清楚，但知道不会全部。

所以他更倾向於用自己的方式，直接把粮食送到需要的人手里。

七月五日夜，十一点。

王恪换上破旧的工装，脸上涂了变脸膏——变成一个四十多岁、面容沧桑的铁路工人。他把偽造的调拨单、一支手电筒、一包烟放进帆布工具包，然后悄悄从后窗翻出院子。

深夜的四九城很安静，街上几乎没人。王恪骑著自行车，朝火车站方向去。

火车站货场在城东，占地很大。夜里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铁轨纵横交错，停著一节节车皮。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悠长而寂寞。

王恪把自行车藏在货场外的草丛里，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向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