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贾张氏的怨念与秦淮茹的打量(2/2)
但他也不亏。
他確实需要和贾家保持一种“正常”的邻里关係——既不过分亲近,也不过分疏远。偶尔的小往来,有助於维持这种平衡。
至於帮忙填表,那是小事,举手之劳。
但王恪知道,这种“小往来”多了,就可能变成“大麻烦”。
他需要把握好分寸。
第二天上午,厂里开生產调度会。
王恪作为技术科科长参加。会上,李副厂长提到了烟道改造的事,要求各部门配合。
散会后,王恪刚回办公室,秦淮茹就来了。
她站在办公室门口,有些侷促:“王科长……”
“进来吧。”王恪说。
秦淮茹走进来,从怀里掏出一张表格,小心翼翼放在桌上:“这是东旭的工伤补助申请表。”
王恪拿过来看。
表格是厂里印製的,需要填写个人信息、工伤经过、伤情描述、申请理由等。
贾东旭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很多地方没填对。
“这里,”王恪指著其中一栏,“『工伤经过』要写详细,时间、地点、怎么受的伤、当时谁在场,都要写清楚。”
“东旭……不太会写。”秦淮茹小声说。
“那你说,我帮你填。”王恪拿起笔。
秦淮茹站在桌旁,开始敘述:“是去年三月,在轧钢车间。那天机器出故障,东旭去修,被掉下来的配件砸到了脚……”
她说得很细,王恪记录得很认真。
填完表,王恪又检查了一遍,確认无误。
“好了。”他把表格递给秦淮茹,“让你丈夫签字,然后交到厂办就行。”
“谢谢王科长!”秦淮茹接过表格,连连道谢。
“不客气。”王恪说,“对了,申请工伤补助,还需要医院出具的伤情证明。你们有吗?”
“有,有。”秦淮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医院开的证明。”
王恪看了一眼,確实有医院的公章。
“那就齐了。”他说,“去交吧。”
“谢谢王科长,谢谢!”秦淮茹拿著表格,高高兴兴地走了。
王恪看著她的背影,心里有些感慨。
秦淮茹才二十五六岁,但生活的重担让她显得比实际年龄沧桑。在这个时代,这样的女性很多:没有正式工作,靠丈夫的工资生活,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孩子,还要应付各种人情世故。
不容易。
但他也只能帮到这个程度了。
下午,王恪继续工作。
烟道改造的施工准备进入最后阶段,他需要和施工队开个协调会。
会议开到一半,办公室门被敲响了。
推门进来的是许大茂,一脸焦急。
“王科长,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许大茂说,“贾东旭在车间晕倒了!”
王恪一愣:“怎么回事?”
“不知道,突然就晕了。”许大茂说,“已经送医务室了,李副厂长让我来叫您,说您是技术科科长,得去看看。”
王恪放下手中的文件,跟著许大茂去了医务室。
医务室里,贾东旭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厂医正在给他检查。
秦淮茹已经赶来了,站在床边,眼睛红红的。
“王科长。”李副厂长也在,“贾东旭同志突然晕倒,初步检查是营养不良加过度劳累。你是技术科科长,他的直接领导,你看怎么处理?”
王恪走到床边,看了看贾东旭。
贾东旭才三十岁,但看起来很憔悴。工伤后,他虽然还能工作,但体力大不如前。家里负担重,营养跟不上,晕倒也是难免的。
“李厂长,我的建议是让贾东旭同志休息几天。”王恪说,“他工伤还没完全好,又营养不良,不能再劳累了。”
“休息几天?”李副厂长皱眉,“他休息,工作谁干?”
“可以找人暂时顶替。”王恪说,“或者调整到轻一些的岗位。”
“王科长说得对。”易中海也来了,“东旭这孩子,太要强。工伤没好利索就坚持上班,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
李副厂长想了想:“那就休息三天。王科长,你安排人顶他的班。”
“好。”王恪应下。
从医务室出来,秦淮茹追了上来。
“王科长,谢谢您。”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东旭他……他就是太要强了。”
“让他好好休息。”王恪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知道,可是……”秦淮茹欲言又止。
王恪明白她的顾虑:休息三天,工资会少,家里的开销怎么办?
但他没说什么。
有些忙,不能隨便帮。
帮了一次,就有第二次。帮了钱,下次可能就是粮,再下次可能是工作……
他得守住自己的边界。
回到办公室,王恪继续开会。
但他能感觉到,秦淮茹看他的眼神,有了微妙的变化。
那是一种混合著感激、期待、还有一丝……算计的眼神。
秦淮茹不傻。她知道王恪有能力,有地位,如果能得到他的帮助,贾家的日子会好过很多。
但她也不是贾张氏,不会用撒泼打滚的方式。
她会用更隱蔽的方式:示弱,求助,用眼泪和辛劳打动人心。
这对王恪来说,反而是更大的考验。
因为面对贾张氏的泼辣,他可以硬气地拒绝。但面对秦淮茹的柔弱,拒绝需要更大的决心。
下班回家,王恪推车进院时,特意留意了中院。
贾家的灯亮著,窗户上映出秦淮茹忙碌的身影。
她在做饭,照顾丈夫,照顾孩子,照顾婆婆。
確实辛苦。
但这就是这个时代很多女性的常態。
王恪摇摇头,回了东跨院。
晚饭后,他坐在灯下,整理去天津开会的材料。
这次会议很重要,他需要准备充分。
正写著,院门被敲响了。
开门一看,是阎埠贵。
“王同志,没打扰您吧?”阎埠贵手里拿著个小本子,“老李家互助的帐,我记好了,给您看看。”
王恪接过本子,上面清清楚楚记著:王恪,五元,五斤粮票;易中海,三元,三斤粮票;刘海中,两元,两斤粮票;阎埠贵,一元,一斤粮票……
院里二十多户,有十户出了钱粮,总共凑了二十三元,二十五斤粮票。
“王同志,您看这样行吗?”阎埠贵问。
“很好,阎老师辛苦了。”王恪把本子还给他,“钱和粮票,什么时候给老李家?”
“明天就给。”阎埠贵说,“我已经跟老两口说了,他们很感激。”
“那就好。”
阎埠贵收起本子,却没走:“王同志,还有件事……贾家的情况,您知道吧?”
又来了。
王恪不动声色:“知道一点。”
“贾东旭今天晕倒了,厂里让他休息三天。”阎埠贵嘆气,“三天没工资,贾家这个月更难过了。一大爷的意思,咱们能不能也帮帮贾家?”
“怎么帮?”王恪问。
“像老李家那样,凑点钱粮。”阎埠贵说,“不过这次不能公开,得私下给,免得其他困难户也来要。”
王恪沉默了一会儿,说:“阎老师,贾家和老李家情况不一样。老李家是烈士家属,无依无靠。贾家还有劳动力,贾东旭只是暂时休息。我觉得,应该先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实在不行再帮。”
这话说得合情合理。
阎埠贵想了想:“也是。那……再看看吧。”
又聊了几句,阎埠贵走了。
王恪关上门,回到屋里。
他坐在灯下,想了很久。
四合院的生活,远比他想像的复杂。
这里不只有技术问题,不只有工作挑战,还有人情的纠葛,道德的考验。
他需要智慧,需要定力,需要原则。
不能冷血,但也不能滥情。
不能自私,但也不能无原则地付出。
这个度,很难把握。
但他必须把握。
因为这就是生活。
在这个大院里,在这个时代里,他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
这不容易。
但也不是不可能。
王恪深吸一口气,继续工作。
窗外,月光如水。
四合院渐渐安静。
只有偶尔的狗吠,还有远处火车的汽笛声。
这就是1950年的北京。
这就是他的生活。
一天又一天。
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