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2）
《秋夕沉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是陈子龙赠予名妓柳如是的诸多诗作之一，作於风和日丽的崇禎六年。
约在崇禎五年，经公子哥儿宋征璧之介，柳如是就识得了“云间绣虎”、“明诗殿军”陈子龙。不过崇禎八年春二人始同居，在春色旖旎的江南画楼展开了一段诗酒唱和，想来极具审美趣味的画卷。当时才子如钱谦益、陈子龙等无不以挟妓为荣……儒家的人生观，较少超越的理性而多入世的激情。这在繁荣的时代易流於奢侈，在危机的时代易染末世的风情。这种品格，在中国后来的歷史上每每表现出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有所作为的一个障碍。”
通读陈子龙诗词，確能发现许多或缠绵悱惻，或饱蕴悲苦，深隱幽微，不得不言又不得畅言的爱情篇章，是在与柳如是热恋及仳离后的六七年间完成的。这不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亦从字里行间对其复杂的文化人格作了解读。令词本体纤柔婉约的性质使陈子龙內心最为深隱幽微的情思结合了其性格学养经歷，在作品中有了无意的流露，於是遂使其作品中充满了引人產生感发与联想的丰富潜能。
不过崇禎八年这段神仙岁月一进入秋季就淒黄摇落了。古往今来，对陈柳分手的原因，外界多归为外力干预，即陈子龙严妻张氏的棒打鸳鸯。不过，张氏並非禁止丈夫娶妾，只是要求对方须出自良家。
可见张、柳若一相逢，必是针尖对麦芒。得遇如此两位处於社会阶层链条首尾两端的女中豪杰，是幸耶，亦苦耶？
明清时代，尤其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江南，即使在女权受到极大压抑的社会总环境下，出身较高阶层的女性因多读诗书，也能保持一定自主意识；而以柳如是为代表的底层极端特殊女性群体，亦能於细密的封建文化网罗中得觅一小方相对自由的空间。二者都是社会宏观话语中合理存在的异数。柳如是身材矮小，“结束俏俐”，史籍中並无她国色天香的记录，但其“凡所敘述，感慨，绝不类闺房语”的文化气质、性格魅力正表现了明末特殊大环境下一个特殊女性群体自我意识的普遍崛起。
常说女子是弱者，男人则是强健的代表。可是弱者的女子只是存在於表面上的，而男人的怯懦却是隱存著的。
虽然陈子龙的家庭並非纯粹传统的儒家，但从其早期诗文里看得出鼎革前因身份所系、环境顺遂，虽立业之根是宝贵的“正中有奇”之“实学”方法论（今人有研究指出，几社的文学主张不完全是擬古因袭，而是重视古代文化活泼的精神），他的日常心理姿態却依然是“端著”的。这样的姿態就使得他的生活態度既无“天巧星浪子”钱谦益亦庄亦谐之“才”，也缺失夏允彝秉有的刚毅木訥之气。最要命的是还摊上了个厉害老婆——“恐臥子闺门之內，亦不得不有所畏惮顾忌也”委婉画出须隱藏起怯懦来的尷尬。又或者，夫人的干涉亦只是个藉口？就像后来为“不即死”寻找的种种现实与哲学层面的挡箭牌？在內心深处，他还真想与柳如是这样性格心机的女子继续周旋下去么？
“两处伤心一种怜。満城风雨妒嬋娟。”——造就二人仳离的更深层原因，恐怕就在性格的根本差异。放在今天这也是毫不稀奇的。
柳如是惊世骇俗的个性、鲜明的政治野心，其根源都出自她的好体格。传她“身材不逾中人而色甚艷。冬月御单袷衣，双颊做朝霞色，即之体温然”。身材不高，就可使所摄养分更多分配给后天之气。故在阴寒的南方冬月她也只穿单袷衣而面色如霞，全无畏寒之態。足见火气之旺。此种强壮体格既得益於父精母血先天之本，大约亦受惠於自幼的乡村生活。后来钱谦益丁亥被逮，“柳氏束装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贿於权要，娶为斡旋，然后牧斋徐到，竟得释放，生还里门。始知此妇才智，又不当易闺阁细谨律之矣。”顛沛流离的底层经歷又会大大助长柳如是天性中“好奇”、“放诞”，惊世骇俗的一面。当崇禎五年她以儒生打扮初访陈子龙时，名片上就自称“女弟”，直可见前卫叛逆於一斑。那时的陈，至少於表面上，没有接受她。
陈自然也流连诗酒。明末，文人普遍有两面性，既具朋党之风，“厉风节而趋极端”，却又“征色选声”“极尽冶游为能事”，两面都理直气壮，只是耽溺程度不一罢了。就连老夫子夏允彝都捧过李香君，神童信夏亦写青楼盛衰宴游兴替，何况风流倜儻，“眼光奕奕笼罩千人”的子龙乎！不过若论冶游，他的曖昧对象似只有过柳如是一人。
夏允彝是与子龙並肩领导东林“正经事业“的战友，子龙说过“安得如师友如足下者！”但若论底下的私交，绝无和子龙並称“云间三子”的李雯、宋征舆来得亲密隨意。偏偏柳如是与后两位都有过交往，可见只要柳有决心，子龙大抵是难逃她的温柔乡的。
对陈子龙，她的才气，她的慧黠，当然都有强烈的吸引力，属於传统男性中心话语如话本小说常见的“女人诱之”的情境类型。但子龙却有功名，非李、宋这样的“富贵閒人”。最后子龙是“畏而谢之去”的。这个“畏”很妙，虽然绝不比多年后对“死”的恐惧痛苦狼狈，却也活画出了一种急於抽离的姿態。
柳如是並不是思想深邃的人，但她在每一生死关键时刻，她的反应总符合於文化精神所凝聚的那样的高度。这即是她能令后世钦佩的地方。其实说来说去，柳如是的最大优点还是不怕死。笔者认为这既与其天性有关，也与她卑贱出身造就的不自恋心理经验相联。陈子龙们没有她那样的人生经歷，在和平的日子里是幸事，在特殊年代则成为温室的花朵。故清兵南下时柳如是就要拉钱谦益跳水。在生死观上，柳如是不但与丈夫钱谦益，也与情人陈子龙乃至李雯、宋征舆这些投清的公子哥都走了相反的极端。回想生命里前后出现的这两个重要男人对死亡如出一辙的恐惧，她该是什么心理？当然钱、柳一降清一投水，高下立见。但他们都曾对生如此流连，恐怕不会不引起柳如是复杂的嘆息。钱降清后名声是彻底完了，陈却还是英雄。英雄的声名不容褻瀆。当听到他“终於”就死的消息后，通透如柳如是，那时怕也会悄然鬆口气吧？这一口气又如此的悲哀。她有善良的一面，当会欣幸於他的终极解脱。也许在鼎革前二人相处的短暂时刻，某些生活细节，终於的分手，已足使她了解陈外表下的复杂与软弱。
最终她是在钱谦益死后，为让逼迫自己的钱氏族人伏罪，精心设计了圈套，然后毫不犹豫地自杀的。
就在陈、柳分手至柳、钱结縭的几年间，陈、柳间还常互致诗词。崇禎十一年汪然明为柳如是刊刻《戊寅草》，陈子龙还写了序，同年又写下七古诗《长相思》。“劝君莫向梦中行，海天崎嶇最不平。纵使乘风到玉京，琼楼群仙口语轻。別时余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旧。但令君心识故人，綺窗何必长相守。”綺窗何必长相守——保持一定距离，相思而不相守，或许才是最美，也是最安全的。毕竟，若论“才藻博洽，可与臥子相互训和”者，非柳如是莫属。
柳如是对陈子龙到底有没有发生过爱情？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大概是她一生中不多的几次持续时间较长，热烈真诚的感情之首了。以柳之慧黠与阅歷，以及对自身地位的清醒认识，她虽看穿了陈的复杂性格，但在尚未找到精神与物质的双归宿之前，很可能还是乐於与陈保持思想交流，同时借诗言志，以达世听的。故在她这时期的诗歌中，虽热烈地描写对离去爱人的思念，如：“从此无心別思忆，碧间红处最相思。”，亦有相当多颇具雄心壮志的诗句若：“但当恣遨游，顾眄垂清逸。”之类。
到了崇禎十四年，柳如是终於得觅其“终焉之计”——文坛盟主钱谦益。二人结縭之际，有个很富趣味的细节。据沈虬《河东君传》载，“云间縉绅，譁然攻討，以为褻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体统，几不免老拳。满船载瓦砾而归，虞山怡然自得也”。在一切以尊卑等级为基础的社会，爱也是有差等的。“怡然自得”一词写尽了老迈的钱谦益对年轻夫人之爱慕及老顽童个性的“灵光一现”。而这与其后他不顾廉耻投清求生，又忽生悔意，背叛新主发黎离之悲的多变思维，似又可相参照。
有趣的是，想必那些纷纷投掷瓦砾的，来自陈子龙家乡云间的縉绅们，既不满於钱公然“用匹嫡之礼”迎娶名妓，暗里也有些儿为陈抱不平之意呢。
不过到天翻地覆之际，在所有人的回忆里和平日子的种种齟齬怕都如隔世梦寐了。甲申变后，弘光小朝廷在金陵建立。儒家原生的使命感，参与决策的野心，驱使江南名士在不同程度上生发有所作为的意图。作为著名政治人物，无论是一开始就对时势清醒地发出不乐观判断，却又不舍博弈机会的陈子龙，还是钱谦益和他野心颇大的夫人柳如是，都相继赶到了金陵这个是非之地。
弘光小朝廷在金陵筹建，钱牧斋马上带了柳如是赶去，捞到一顶礼部尚书的纱帽。这是他极力討好马、阮的结果……说得嘴响，却不顾清流的齿冷。柳如是此时也有很『精彩』的表演。钱牧斋请阮大鋮吃酒，要如是陪坐，阮鬍子高兴极了，送给她一顶价值千金的珠冠，钱要柳如是道谢，还要她『移席』近阮。这些，柳如是都照办了。她陪钱牧斋来到金陵时穿了『戎装』，头上插著野鸡毛，作『昭君出塞』装束，也著实出了一点风头……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如果仅把它看做是这个『结束俏俐，性机警，饶胆略』的小女人的喜欢出风头，盪检踰闲的胡闹，那可就不免目光过於短浅了。她不惜出卖色相討好阮大鋮，目的是为钱牧斋挣得礼部尚书的官位；她走到部队里去，是想拉拢枪桿子的手法。”
这样的柳如是，充分表露了政治野心的柳如是，在乙酉年撩火加油的弘光小朝廷內部爭斗里，在政治层面上已公然成为陈子龙的敌人了吧？
清兵南下后，钱谦益立刻降了，不齿於士林。清初陈子龙嘲笑钱谦益的一首诗，题目是《题虎丘石上》，诗云：『入洛纷纷兴太浓，蓴鱸此日又相逢。黑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宽沉白马，今归应愧卖卢龙。最怜攀折章台柳，憔悴西风问阿儂。』全诗八句都用典……以写钱谦益於明亡后应死不死，投降清朝奔赴北京，不如意又回到江南，老了，多年想修史终於落了空，而在他离开家的时候，夫人柳如是却有种种欢事。
如果“据传”坐实，那么这是柳出嫁后陈惟一涉及她的文字，却写在这样的烽火关头。那“最怜攀折章台柳”一句，似还隱含对柳如是出身的讽刺。若此诗真出於陈手，这样写，似欠缺一些男子汉风度。柳在弘光小朝廷的一番闹剧確是令陈齿冷的，但弘光亡后她是有殉国决心的。当然人们没机会也无兴趣关注这些微妙的不同。既然钱谦益夫妇位於时论最下层，成为两个倒霉的靶子，时论就有如《红楼梦》里平儿对管家有句话：“那赵姨奶奶原有些倒三不著两的，你们就都往她身上推。”投降派钱谦益殃及了柳如是。
值得注意者非关风月，到这个时刻他们也没风月可谈了——陈诗恰作於前朝利益既得者自己也因“不即死”而无所適从於紧张压抑的遗民社会之时。在无能自保的严冷时节，冠冕堂皇地跟隨主流话语对更弱者投注隱蔽的暴力，是人类的劣根性。这样做，可减轻他人对自己的关注，也起到在普遍的夸张状態下调节心理平衡的作用。无论此诗真假与否，我想在鼎革后纷乱矛盾的时期，陈的文化人格构建中的正统思想都必然会如山般倾塌下来，把他彻底压变形。
当日严妻的干涉於热恋中的子龙与几年后严酷政治环境对他的打击组成一柄双面镜，都清晰照出了这位文坛才子心底不无悖论的真实人性。这性格骗过了所有人，甚至也瞒骗了子龙自己。並非他的刻意掩饰，而是社会机制与个人气质综合作用的结果。等级社会里结社唱和的诗酒岁月放大了社会精英的瀟洒英迈，而特殊的情感纠葛与纷紜变盪的社会矛盾，则迫使其现出脆弱的心理防线。
陈子龙与柳如是的骤然分手，以及对自身生命的强烈挽留，都无所谓对错，只是在那极端严苛的时代，这两桩看似无关，实际体现出相同思维模式和哲学基础的前后事件，得到的却是世人全然不同的评价。
一些虽然在心灵上具有高贵美好之本质的人物，然而却有时会因人性上某种软弱的疵累，而使得他们在行为上留下了挫跌玷辱的记录。正因为他们的挫跌玷辱显示出了人性上最软弱的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根性：其一是属於一般人所共有的求生存安全的本能；其二是属於一些才智之士所特有的不甘於寂寞而冀求表现的欲望。”
陈子龙固然怕死，怕老婆，却毕竟是烈士。在他的人生里並无玷辱的痕跡，只能说是挫跌，或曰因强大隱性歧视造成的心理创痕。但自他从避居地重回松江至起义失败牺牲前发生的一些小事又足以发人深省，因为这种例子也不仅是发生在他一人身上的，严苛时论却统统哑炮了。这是为什么呢？黄裳先生曾分析晚明的斗爭环境是相当复杂的。我想上述这种立体的社会心理表现也正是一面镜子。照出的不仅是陈子龙的时代，同样烛照著他之前和之后的岁月。
就在陈子龙返回松江，遭遗民非议，筹措起义到最终牺牲的两年间，仍没有断绝与“云间三子”另二人李雯、宋征舆的唱和——无论在鼎革前后，“云间三子”始终走得那么近。尤其子龙与李雯。“衡宇相望，三日之间，必再见焉”（顺治三年李雯致子龙信）。必因在艺术感觉上有某种类似共振的知己效应，才可能带来如此强大的精神享受。他和李雯唱和的时间特別多。子龙自己说：『文史之暇，流连声酒，多与舒章唱和，今《陈李唱和集》是也。”但这是鼎革前的事。“三年契阔、千秋变常。”——鼎革后，李雯沦陷在北京，为尽孝不得不接受了中书舍人的职位。故在给子龙的信中他心绪百端地说“失身以来，不敢復通故人书札者，知大义之已绝於君子也”。但“侧闻故人颇有眷旧之言”，子龙並没有弃绝他。这说明子龙的人情味。顺治三年李雯回到南方与子龙见面后，子龙还安慰他，你没有科第功名，和我不一样。——我想子龙这时心底的潜台词是：成也功名，败也功名啊！
陈子龙对李雯的体谅，既是故人之情，也是在他自己这个层面上清醒的“勿以哀矜而自喜”。更可认为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他需以全身心投入声酒唱和来麻醉、调节紧张的神经。而云间三子另一人宋征舆的人品实在又与李雯相异。他撰诗讚颂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顺治四年又中了进士，官至副都御使。在大节上宋与陈绝对是趋舍异路的，但陈与之仍偶有唱和。以上种种正可见清初江南遗民社会政治文化心理之复杂微妙和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情態！里面確有严冷紧张压抑，却也非铁板一块。同时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虽是毁家紆难顛沛流离，但身逐征篷的军旅生涯实並非抗清义士生活內容的全部。他们的生活不全是非常態的，更类似於打游击的状况，中间也有坐下来诗酒唱和的机会。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战乱史，早已埋下了国人因循、容与甚至不乏背谬的“集体无意识”种子，由此在大原则框架內可为具体行为寻找种种具体適合的理由。最后你竟会顿悟柔性外交与不合情理的严苛其实正是密不可分的双胞胎，它们共同构就更广阔的歷史文化心理的双面镜
“当年结客同心者，满眼悠悠行路人。”（信夏《寄荆隱女兄》）“一身湖海茫茫恨，縞素秦庭矢报仇。”（信夏《鱼服》）——那些大大小小的起义，陈、夏始终是共同参与的。所以说陈子龙，就必须提到信夏。天翻地覆后，信夏彪炳史册的《大哀赋》曾令在北京的吴伟业愧敬交加，痛哭三日，做传奇《秣陵春》寄寓亡国之悲。那么这个血气少年心底对良师、父执陈子龙鼎革后三年间无限痛苦也不乏些微诗酒唱和来作缓衝的复杂岁月又如何看待？他冷眼旁观过么？
家风良好、亲朋卓越的信夏是明末无数江南神童中的佼佼者，在“总角小童”时期便可洋洋洒洒写出数万言古文诗赋来，且“下笔立就”，“奇丽可观”。若非身逢末世，这天才少年必將合夏允彝与陈子龙所长，大放异彩。
金陵倾覆后夏氏父子曾与姻亲、友朋共筹夺取苏州，切断清军金陵与杭州联络线的宏大计划。在这些日子里信夏的英雄气概突破了书生气息，大展宏图。大概这才是他心底志向所寄。松江沦陷后夏允彝自尽了，信夏却积极与归来的陈子龙组织策反，並在丙戌年与子龙及岳父钱栴歃血为盟，共谋倡义。
与老师子龙相比，信夏自是轻装上阵的。在非常时期他走了一条飞跃之路，独立才干与激越识见在失去束缚的乱世迫不及待地展现出来。在不知觉中他与子龙的距离越来越拉近，地位越来越平等。在这个十六岁少年的火气面前子龙是有些老迈了。而信夏撰著的《续倖存录》，“不敢苛，不敢私，不敢以己意曲直”，同样是“正中有奇”，又实不愧几社，不愧子龙“实学”嫡传教导。甚至在对马士英、阮大鋮、史可法诸人的评价上，他不顾清流非议，“童言无忌”，意气用事，体现出更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来。这是夏允彝，也是陈子龙都不可能达到的。
受互补心理所激，军事家又往往成为书生仰慕迷恋的人格对象。丙戌正月十五大破吴江的义军首领吴日生，其军事才华就远高於“好言王伯大略”的陈子龙。后来陈、夏都做了吴的下属。在真刀真枪的斗爭里，吴日生倍受信夏崇敬，信夏诗句“投笔新从定远侯”正真实表达了这种感情。
“成败论英雄，史笔朦朧。与吴霸越事匆匆。尽墨凌烟能几个，人虎人龙！双弓酒杯中，身世萍逢。半窗斜月透西风。梦里邯郸还说梦，驀地晨钟！”——与鼎革后陈诗寄意悽惻的深復悲痛相比，被叛徒出卖的吴日生临上刑场前做的这首淋漓愴绝的绝笔，无疑更透露出慷慨悲歌的英雄豪气。
故丙戌六月吴日生牺牲后，信夏一气写下三首《即事》诗以示悼念；又作《哭吴都督》六首以尽余悲，后被清军押至吴江时还作了《吴江野哭》。因日生尸骨难寻，他更与朋友秘密地筑起衣冠冢，以示哀悼。不久后，又听到內兄钱熙因在吴军中积劳成疾，悄然去世的消息，信夏亦悲痛难抑，挥毫写下七律一首和七绝十八首哭之。吴、钱於少年信夏，一有知遇之恩，一有知己之情。这些感情都是沸腾无能自已的。
然在次年五月子龙牺牲后，或许因自身也已“形神俱涸”，东躲西藏，有倚马捷才的信夏却未撰点滴悼亡文字。直至六月底清军忽然袭击华亭捉拿信夏，信夏奋然说：“天下岂有为义避祸夏存古哉！”遂入罗弋。对於死的態度，显然他与父亲更接近——斩截、洒脱。
“已知泉路近，欲別故乡难。”（《別云间》）——当自己也一步步真正走向死神时，热爱生活的信夏心底必然会涌起狂热的留恋来——对生的眷恋，对亲人与故土的不舍。大概也就是在这样子一站站解往金陵死地的水路上，在静謐的月夜，无寐的他才能骤然体会到这三年间子龙在一场场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前巨大迷乱的心境。“懦夫”这个词栽在別人头上很容易，只有身临其境才会发现其间有多少真实愴痛。一个深夜，船经细林山下。山中的崇真道院，正是两年前子龙从避难地回到家乡祭拜允彝后，与信夏同游畅谈之所在。“相逢对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气亲”——直到这个时刻，信夏潜意识里多少苦苦压抑著的回忆与情感才终於在自身也面临“最后一著”的愴痛甚至是瞬时的无助中彻底爆发出来。百感交集间，信夏终於挥毫写下悼念子龙的《细林野哭》。这是信夏诗文中最自由无羈，最富激情与极悲鸣的一首，也是他十七年生命最后时刻爆出的最强音，因此成为世代传颂的佳篇。郭沫若说：“真可谓声与泪俱下，一字一咽。其早欲追隨其师，存心一死，固已见乎情见乎辞。十七岁之少年如此慷慨沉著，谁能读之不为之凛然生感耶！”
“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最后一句，情感尤显深厚，是过滤了杂质后，结晶的真诚悲愴情怀。
温煦的夏允彝死得很斩截。信夏在“处生死”的態度上完全继承了乃父基因。自参与起义起他便“存心一死”。但对子龙本人的“未即死”，想必同样推崇“实学”的少年信夏因心无桎梏，自能体谅且腹誹不多。——既然他能在《续倖存录》里书生意气地谅解阮大鋮、马士英，又怎会冬烘地苛责子龙的不即死！同理，对子龙在战爭间隙与李、宋的诗酒唱和，信夏当亦有乃父温煦之风，保持沉默的理解態度。只有在子龙望门投止所招致的士林非议上，他可能犹豫了。的確在客观上子龙牵累了太多生命。何况坐累而死者几乎都是信夏最亲近的人：叔父夏之旭，姐丈侯岐曾一家，岳丈钱栴（有说法钱栴是子龙狱词连及)……若说此时信夏依然毫无怨言，怕不尽真实。从他在子龙牺牲后未迅即作诗以示悼亡，就可窥其心理挣扎。但信夏宅心仁厚，虽自己视死如归，却终不会顛倒本末，舍迫害者之残暴而苛责逃亡者的求生。最终，在自己也慷慨赴难的前夕，立於月下舟头，回思三载波澜壮阔的血腥岁月，他的心灵豁然开朗，万境归一。在这个时刻他终於完全理解了“人”——即以一首闪烁不可磨灭光辉的《细林野哭》来表达对陈子龙，更是对无数具体的“人”，对天翻地覆中人性人情人的奋斗人之挣扎最深切最尊重的大悲悯和大歌哭。这月下舟头之一幕，完全当得上波澜血腥的南明史上人文精神闪耀的最伟大时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