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是时候扛起旧党的大旗啦！（1/2）

近日的汴京朝堂，於张庭坚而言恰似久旱逢甘霖，正是春风得意、意气风发的好时节。

新帝赵佶即位以来，虽尚在太后垂帘之下，却已显露出不同於先帝的施政倾向。隨著为元祐旧臣邹浩恢復官职追赠恩荣，一股为“元祐党人”鸣不平、调整绍圣以来过於激进新政的风气，在年轻官家的默许乃至推动下，悄然滋长。

张庭坚，字才叔，广安军人氏，元祐六年进士及第，素以学问醇正、立朝刚直闻名，更因其早年便曾上书指陈王安石新法施行中的诸多弊病，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旧党立场，此刻自然备受青睞，被视为可堪重用的正人。

张庭坚收穫旋即而来。他先被擢升为著作佐郎，职司典校图籍。又得重臣荐举，授右正言之职，掌规諫讽喻，儼然成为言路新锐风头正劲。

站在御史台那肃穆的廨署中，张庭坚胸中激盪著一股“得遇明时、欲展抱负”的豪情。

他遍观朝堂，见仍有不少官员嘴上喊著“绍述先帝遗志”、“新法不可废”，但他看得分明，这些人哪里是真在乎新法於国於民是利是弊？

他们汲汲营营，无非是担忧新法若罢，那些依附於新法体系而得以膨胀的部门、职位、乃至由此带来的丰厚津贴与进项將隨之萎缩，动摇其安享富贵的根基！

他们只紧捂著自己的钱袋与官帽，至於国家积贫积弱之实、边患日亟之危、百姓赋役沉重之苦，何尝真正放在心上？

既居諫垣，自当言人所不敢言。

张庭坚新官上任，第一把火便烧向了这些在他看来尸位素餐、只谋私利的新法维护者。

他在一次常朝后，面对天子与垂帘的太后，慨然上书，言辞犀利直指时弊。

其奏疏核心，便是猛烈抨击那些只知墨守新法成规、实则毫无担当的官员，痛斥他们“但知保位固宠，谋身家之利；罔顾国计民生，乏经世之才”。为彰其论並非虚言，他更援引近事为例：

“昔司马光相公因时制宜，变革弊政，所求者不过便民安国，故能得人心归附。其举措纵有可议处，然於国家元气，未尝无补。”

“近者陈瓘（字莹中）於先帝时，屡次执守大义，犯顏直諫，其所图者，乃在廓清朝堂，驱除奸佞。士林清议，皆推重其风骨，此於肃清宫禁、端正风气，岂曰无益？”

这番话，既褒扬了旧党领袖司马光顺应时势、心存百姓的变革（元祐更化），又肯定了如陈瓘这般敢於在新党权势炽盛时挺身而出的直臣。

潜台词便是，如今朝中那些空喊“新法”口號却无实绩、只谋私利者，连陈瓘的胆识与旧党的便民初衷都不如，有何顏面占据要津？

此番言论，正搔到了新帝赵佶与垂帘的向太后的痒处。

赵佶初登大宝，欲示宽仁，收揽士心，打击外廷；向太后则对当年新党势力介入宫闈、构陷孟后之事耿耿於怀，乐见有人敲打新党余绪。

於是，张庭坚的奏对，得到了官家“忠讜可嘉”的当面褒奖，太后亦下旨给予金帛赏赐，一时朝野瞩目，张才叔之名遍传台阁。

他浑然未觉，那些真正执掌过权柄、深諳新旧党爭漩涡凶险的朝中大佬，如曾布、邹浩等辈，乃至已暗中另谋出路的蔡京，听闻其奏不过彼此交换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目光中流露出几许怜悯与淡漠。

仿佛在看一个懵懂闯入风暴边缘、即將被巨浪吞没而不自知的稚子，正兴冲冲地“为王前驱”，却不知前方是何等险恶的礁滩。

这位风头正健的右正言张庭坚，还有另一重身份。

他正是前御史中丞张商英的亲侄。

张氏一门，若论为官操守与民生关怀，在北宋士林中確有清誉。

张商英之兄张唐英，亦是早负才名、敢於直言之士，可惜英年早逝。张商英虽浸淫佛学，然立朝论事，多能著眼大局，非为一党之私。

史册斑斑，记载著张氏叔侄诸多为民请命、指陈时弊的章奏，若置於唐之贞观、明之洪永年间，以『良臣』称之亦不为过。

然除张唐英早亡得免於复杂党爭外，张商英与张庭坚叔侄的命运，在真实的歷史轨跡中，皆非坦途颇多坎坷。

此刻的张庭坚，自然无从预知身后之事。

他自觉正身处人生高光，沐浴著帝后赏识的恩泽，胸怀涤盪朝弊、匡扶正气之志。眼见叔父张商英身为新党中人，在此番风向转换中处境微妙，便思忖著要拉叔父一把，劝其认清时势早日弃暗投明，转投到显然更青睞旧党风气的新帝麾下，或可保全名位，甚或更得重用。

这日散朝较早，张庭坚换了常服，只带一二隨从，步行前往叔父张商英的府邸。

张府位於汴京內城偏西一处清静坊巷，门庭不算显赫，符合张商英一贯俭朴的作风。

然而，甫一进门，张庭坚便察觉气氛有异。

庭院中落叶未及清扫，显得有几分萧索，僕役寥寥，且神色间带著不安。空气中，隱约飘来一股浓烈的酒气，混杂著难以言喻的颓丧气息。

他心下诧异，加快步伐，径直走向叔父平日静修读书的后院书房。推开虚掩的房门，眼前的景象让张庭坚如遭雷击怔在当场。

但见书房內一片狼藉。

书案上原本整齐的经卷、佛典被扫落在地，与翻倒的砚台、泼洒的墨汁混作一团。几只青瓷酒壶东倒西歪，有的已然空了，有的还残留少许浑浊酒液，正沿著桌沿缓缓滴落，在地上匯成一小滩污渍。

而他的叔父张商英，此刻正瘫坐在靠窗的胡床旁的地板上，衣袍鬆散，襟前一片濡湿的酒渍，散发浓重的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