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章 苏共高层的反应（1/2）

柏林，列寧同志的特別病房里，四年治疗將他的生命维持在一个脆弱的平衡点上。

每天，他听著德国同志送来的经济简报，从那些报告中勾勒出一个正在蓬勃生长的红色德国。

这种近距离的观察，深刻地影响著列寧对未来的思考。

最明显的变化是对史达林的重新评估。

在原歷史中，列寧在后期甚至考虑將其调离关键岗位。

但在这个时间线，列寧看到了史达林態度的微妙转变——在多次访德及阅读韦格纳政府的建设报告后，史达林明显变得不同了。

上次史达林在柏林短暂停留期间，曾与列寧有过一次深入交谈。

这次谈话让列寧陷入了新的思考。史达林仍然是那个史达林，但他似乎开始展现出一种务实的开放性。

这或许是德国成功范例带来的衝击，也或许是史达林自身在权力位置上视野的拓展。

而托洛茨基，依然是那个国际主义者。

他三次访问柏林，每次都带回激动人心的报告：德国工人如何参与工厂管理，合作社如何稳定物价，义务教育如何培养新一代技术工人。托洛茨基坚信，苏联必须走德国道路——但要更快、更彻底。

“伊里奇，”

托洛茨基在最后一次会面时激动地说，

“德国同志用八年时间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需要迎头赶上，然后超越！”

列寧欣赏托洛茨基的革命热情和世界视野，但也担心他可能过於激进。

到了1927年春天，列寧的床头笔记本上，关於继承人问题的思考仍然布满问號。一页纸上並排写著“约瑟夫”和“列夫”，各自下面罗列著优缺点，但最终结论处是一片空白。

“或许，”他在给妻子的纸条上写道，“让他们在斗爭中证明自己。党需要能够应对复杂局面的领袖，而不是我指定的接班人。”

莫斯科，

沃伊柯夫在华沙街头被刺杀的消息，瞬间引爆了早已暗流涌动的苏共政治局。

第一个接到消息的是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当齐切林衝进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室时，托洛茨基、史达林、季诺维也夫等人正在討论粮食收购问题。

“彼得·拉扎列维奇（沃伊柯夫）……在华沙……被枪杀了。”

托洛茨基猛地站起：

“法西斯波兰！这是对苏联的宣战！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

“同志们，我们不能坐视！

我提议：

第一，立即向波苏边境调动三个集团军；第二，要求德国同志在德波边境方向同步施压；第三，给华沙政府最后通牒——二十四小时內交出凶手並道歉，否则我军將越境自卫！”

“托洛茨基同志，请冷静！”

史达林的声音低沉，

“我们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是波兰政府？是白卫军残余？还是其他势力挑拨离间？盲目出兵，可能正中敌人下怀。”

“盲目？”托洛茨基转身瞪著史达林，“我们的全权代表倒在华沙街头！脑袋被打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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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一点——”季诺维也夫试图调解，但被托洛茨基打断。

“波兰法西斯政权日復一日地鼓吹反苏反德，他们的报纸叫囂要收復故土！

毕苏斯基那个独裁者做梦都想恢復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疆界！”

史达林则保持冷静说道：

“我建议：

第一，要求波兰政府立即全面调查並通报结果；第二，在国际上发出紧急声明，谴责恐怖主义行为；第三，我军进入戒备状態但暂不越境；第四，派遣特別调查组赴华沙。”

“调查？”

托洛茨基冷笑，

“等你的调查组到华沙，凶手早就跑到巴黎或伦敦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你是在害怕战爭吗？”

史达林的脸沉了下来，

“我害怕的是不必要的战爭，是让红军战士为不明不白的目標流血，是让苏联在国际上陷入孤立。

托洛茨基同志，你的『革命热情』有时会蒙蔽战略判断。”

爭论迅速白热化，主战派以托洛茨基为核心，红军高级將领大多支持，渴望一雪苏波战爭之耻。

共產国际中的激进派也认为这是推动波兰革命的好机会，苏共部分党內青年干部，受义大利战役快速胜利鼓舞也表达了对出兵意见的支持。

以史达林为核心的书记处系统及大多数地方党委，担心战爭打乱经济建设则坚决否定出兵的意见，经济管理部门的同志，担心军事动员消耗宝贵资源。

中间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 试图调和，但两面不討好。

布哈林提出“有限军事反应配合外交攻势”的方案，被托洛茨基斥为“软弱”，被史达林认为“不切实际”。

接下来的时间里小时，苏联的国家机器在两种相反的力量拉扯下开始出现裂痕。

凌晨，未经政治局正式决议，托洛茨基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向西部特別军区、基辅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下达了“提高战备等级至一级”的命令。当天中午，三个集团军约二十八万人开始向边境集结。

而史达林通过书记处系统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保持冷静，相信中央”的內部通知，实质上在削弱托洛茨基命令的权威性。

不久，更危险的事情发生了：

驻扎在斯摩棱斯克的第3骑兵军军长谢苗·布琼尼——这位传奇骑兵指挥官、托洛茨基的坚定支持者——擅自下令部队向边境前进五十公里，並发电报给莫斯科：

“红军战士已准备好为沃伊柯夫同志復仇！”

虽然布琼尼在数小时后被总参谋部严令撤回，但这一事件暴露了军队可能失控的风险。

同日，国际舆论开始发酵。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