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时不我待（2/2）

哪怕是在相对安全的益州，原本歷史轨跡中的刘焉刘璋，也是经歷过巨大波折才站住的阵脚，不是上来就一帆风顺躺平到底的。

刘璋这几个月来，虽主抓政务，却也没少往卒舍跑，就是为了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从来都不是一回事。

见刘璋默然，贾詡反而问道：“令君对於豪强，怎么看？”

“豪强，不可替代，却也不可使其坐大，必须约束和规范。”刘璋略加沉吟后，说道。

基层治理模式的选择，主要取决於中央集权控制成本与地方自治效率的平衡需求。

因此於这个时代生產力水平与治理框架而言，豪强的存在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县衙的治理半径终究有限，上至户籍统计、赋税徵收，下至偏远村落的治安维护、灾年救济，需要的事宜太多了，而且离不开与地方宗族和豪强的协作。

儘管如今的刘璋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但依旧最多只能勉强摆脱豪强，却还需藉助地方宗族的力量。

刘璋曾经测算过，一里之地近百户、数百人，若要完全依靠县衙的力量维持健康运转，至少也须得10人左右。

这么算下来，南安县光是各里所需的小吏就得上千人。

上哪找这么多识字的小吏？这些人的薪俸如何维持？如何確保这些人的清廉有为？

这些问题即便是现在只治理一县之地的刘璋都难以解决。

更何况日后刘璋肯定不会拘泥於一县之地，若是扩大到一郡、一州之地，推行遇到的阻力、所需的资源会更多，耗费的时间会更长，以至於根本就推行不下去。

就像秦始皇想要以一己之力，將天下从分封制直接推至郡县制一样，根本不现实。

制度的確很好，但是並不符合时代的实际，治理成本严重脱节。

在这一点上，汉高祖刘邦就极为清醒。

分封与郡县並行，虽然埋下了一些隱患，却適配了汉初的现实情况，为汉朝爭取了一定的缓衝空间，最终通过汉武帝的“推恩令”，实现了平稳的过渡。

步子太大是要出事的，刘璋很清楚这一点。

因此，刘璋在各里设下的里佐，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是监督协助大於管理，起初的职责很少，后面局势稳固才逐渐增加。

即便如此，这些里佐所做的工作也是相对较少的。

各里的邻里纠纷、生活矛盾等等，都是先由宗族內部处理，只有处理不了或处理不公才会落入里佐手中。

否则的话，每里设个数名小吏也忙不过来。

毕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那么淳朴，不乏一些或狡猾、或固执、或斤斤计较的存在，这是长期物资匱乏、为了活著所导致的必然，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解决。

与地方的宗族合作是必然的选择，哪怕是流民落户，也会有宗族的存在。

宗族很大程度上本就是底层民意的体现。

而豪强，与宗族其实並无本质区別，只是同一血缘共同体在不同阶段的形態演化。

起初是为抵御匪患、分摊风险而抱团的“自保组织”，待土地、人口、財富积累到一定规模，便会自然生出追求政治话语权、扩大利益边界的诉求。

这是人性逐利的本能所致。

即便刘璋强力剷除旧豪强，散落乡间的宗族也会逐步聚合壮大，成为新的利益集团。

既是如此，那剷除豪强又有何意义？关键还在於以合理的规则约束和限制。

贾詡眼中闪过满意之色：“令君有如此认识，真乃百姓之幸。”

刘璋这句话一出，贾詡最后的一丝担心也被消除了。

执政之道，从来不是对错分明，更多的是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在成本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豪强绝对不能成为“主导者”，但却也是这个时代必不可少的“补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