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出乎意料的力保（1/2）

儘管八爷党在京城尽力斡旋，试图压制针对任伯安的弹劾浪潮，但每日飞往江寧行在的奏章，依旧如同冬日里不肯停歇的雪花，密密麻麻，言辞激烈。

无他，任伯安那不经三司会审、不待圣旨下达便悍然处决数十名官员的行径，如同一条冰冷的鞭子，抽在了整个官僚体系的敏感神经上。

今天任伯安可以“证据確凿”地杀噶礼、马逸姿，明天是否就会有李伯安、张伯安以同样的理由，將屠刀悬於他们头顶？

这种对既定规则和潜规则的粗暴践踏，带来的是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惧，触动了所有官员內心深处最根本的利益——安全感。

因此，无论是否与噶礼有旧，无论是否在此案中受损，许多官员都本能地加入到口诛笔伐的行列中，要求严惩任伯安以正朝纲。

然而，就在这舆论几乎呈现一边倒的態势时，一份分量极重的奏章，被悄然呈递到了康熙的御案之上。

上奏之人，乃是武英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王頊龄。

王頊龄何人？

他是江南士林的领袖之一，更是松江华亭王氏家族的扛鼎人物。

王氏家族，乃是江南最负盛名的官宦世家之一，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在江南之地根基深厚，影响力巨大。

他的態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相当一部分江南本土官僚和士绅的意向。

所有人都以为，作为江南官僚的代表，王頊龄即便不明著为噶礼等人喊冤，至少也会对任伯安滥杀之举提出质疑，以维护江南官场的体面和潜规则。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王頊龄的这份奏章，非但没有弹劾任伯安，反而一反常態，以极其鲜明的態度，力保任伯安！

奏章之中，王頊龄盛讚任伯安“明察秋毫，胆识过人”，於江南科场积弊沉疴之际，敢於以雷霆手段，涤盪污浊，揪出噶礼、马逸姿等国之蠹虫，其行虽有擅专之嫌，然其心可昭日月，其功可盖其过！

他更是將任伯安描绘成了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青天”形象，声称正是任伯安的铁血手腕，才还了江南数十万寒窗苦读的士子一个朗朗乾坤，维护了科举这一“国家抡才大典”的神圣与公正！

这一奏章，无异於在沸腾的油锅里泼进了一瓢冷水，瞬间激起了更大的反应！

王頊龄的表態，仿佛是一个信號。

紧隨其后，崑山徐氏、海寧陈氏等盘踞江南多年、树大根深的官宦世家代表，也纷纷上书，或明或暗地表示对任伯安查案行为的理解与支持，至少，是对严惩科场舞弊者的坚决拥护。

这一股力量的突然转向，让京中许多攻击任伯安的官员措手不及，也让康熙看到了江南官场內部並非铁板一块，其下隱藏著更为复杂的矛盾和利益纠葛。

究其原因，根子还在於一个“利”字。

江南官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势力。一类是如同王頊龄、徐氏、陈氏这般，依靠科举入仕，累世为官，拥有大量土地和传统人脉资源的“士绅官僚集团”。

他们代表著传统的、扎根於土地的士大夫阶层利益。

而另一类，则是以扬州盐商为代表的新兴“商业资本集团”。这些盐商凭藉垄断盐业专卖，在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里积累了富可敌国的巨额財富。

他们迫切地渴望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话语权，而科举，正是最快捷、最“正统”的途径。

於是，他们不惜重金，贿赂官员，试图为自己的子弟铺平仕途，扶植属於他们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噶礼、马逸姿等人，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与这些盐商关係密切，甚至可视为其在官场上的代理人。

他们利用职权，为盐商子弟科场舞弊大开方便之门，从中收取巨额贿赂，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这对於传统的士绅官僚集团而言，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他们视科举为安身立命之本，是他们维持家族荣耀和社会地位的根基。

如今，一群暴发户竟然试图用金钱玷污这片神圣的领域，侵吞原本属於他们及其子弟的政治资源，这无异於刨他们的祖坟！

之前扬州士子闹事，背后未必没有这些士绅集团在暗中推波助澜，意图借清议之力，打击盐商及其代理人的气焰。

而任伯安的到来，尤其是他那毫不留情、將涉案盐商，如程光奎及其官场保护伞连根拔起的杀戮，虽然手段酷烈，却实实在在地重创了盐商集团在科场上的势力，狠狠打压了他们的锋芒，这让王頊龄等人感到十分满意。

因此，在噶礼故旧拼命质疑舞弊案真实性、试图翻案反扑的紧要关头，王頊龄等人果断出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