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1章 调查（2/2）

档案记录显示，李有水是北平某钢铁厂的高级钳工，档案里记载，他的技术精湛到能凭手感校准 0.1 毫米的零件误差，有一次厂里进口的机器出了故障，外国工程师折腾了三天都没修好，他却凭著经验，用一把自製的工具，花了两个小时就让机器重新运转。

厂里的领导想提拔他当车间主任，他却婉拒了，说 “就想安安稳稳干活，照顾好老婆孩子”。田丹知道，这不过是他的保护色，他怕职位太高引人注目，影响地下工作。田丹仿佛能够看到，1945 年的北平，李有水穿著洗得发白的工装，戴著顶蓝色布帽，站在钢铁厂的车床前，双手握著操作杆，眼神专注得像在雕琢艺术品。

生活里的李有水低调寡言，下班后要么直接回家，要么就在厂门口的小菜摊买点菜，从不参与工友们的喝酒打牌，因此人缘不算热络，却也没人说他坏话，大家都觉得他是个 “踏实过日子的老实人”。

张春妮的档案则简单些，主要记录了她的家庭情况：出身贫农，嫁给李有水后，成了全职家属，偶尔帮邻居缝补浆洗，或者去附近的小工厂做临时工，补贴家用。档案里的照片上，她穿著浅蓝色的土布褂子，梳著齐耳短髮，嘴角带著温和的笑。

她是典型的工厂家属，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起床，给丈夫和儿子做小米粥和贴饼子，然后送儿子去附近的私塾；白天要么帮邻居缝补浆洗，要么去街口的杂货铺做点零工，补贴家用。街坊们都说 “春妮是个好媳妇，脾气好，手也巧”，却没人知道，她缝补衣服时，会把情报藏在针脚里；去杂货铺时，会借著买东西的机会，与交通员传递暗號。

可田丹知道，这些 “老实人”“好邻居” 的標籤，只是他们的保护色。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潜伏在敌人心臟地带的地下交通员，隶属於北平地下党 “铁流” 小组，负责传递重要军事情报，还曾多次冒险掩护同志转移。

卷宗里夹著的一份 “铁匠” 的证词，详细记录了他们的工作：李有水利用在钢铁厂工作的便利，偷偷收集国民党军队的武器生產数据，每次厂里接到军方的订单，他都会趁著检修的机会收集情报。

田丹想起那位中风老人的话：“有水和春妮，是我们这条线最可靠的人。” 有一次，上级需要將一份標著 “加急” 的军事情报送到解放区，当时敌人查得紧，火车站和城门都有重兵把守。李有水夫妇想出了一个办法：李有水假装带著儿子去郊区 “走亲戚”，把情报藏在儿子的布偶里。

张春妮则提前联繫好郊区的联络员，在半路 “偶遇” 他们，趁著给孩子递糖的功夫，悄悄把布偶换走。那天，他们遇到了敌人的盘查，一个黑狗子伸手要抢孩子的布偶，张春妮抱著孩子，脸涨得通红，却强装镇定地说 “这是孩子的命根子，不能抢”，李有水则在一旁陪著笑，递上半包烟，才总算矇混过关。后来联络员说，那份情报及时送到，成功避免了我方一支游击队的覆灭。

还有一次，一位受伤的同志需要隱藏在北平城里养伤。李有水夫妇把自家的地窖打扫乾净，铺上稻草和棉被，让同志住在里面。张春妮每天借著 “去地窖取白菜” 的名义，给同志送水送药，还特意学习了简单的伤口处理；李有水则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后，隔著地窖的门，给同志讲外面的情况，鼓舞他的士气。直到同志伤愈，他们又趁著夜色，把同志安全送到了接应点。

这些细节，有的来自 “铁匠” 的证词，有的来自倖存同志的回忆，田丹都一一整理归档，写在调查笔记里。“铁匠” 在证词里说：“有水和春妮，从来没喊过苦，也没提过要求。他们说，只要能让孩子们早点过上好日子，做什么都值。” 正是这份证词，为还原李有水夫妇的真实身份提供了关键支撑，也让田丹更加坚定了查明真相的决心。这样的英雄，不该被遗忘，他们的牺牲，更不该被掩盖。

根据 “铁匠” 提供的线索、倖存同志的回忆，以及田丹梳理出的时间线，一个环环相扣的悲剧链逐渐清晰。

1947 年的冬天，北风卷著雪粒子，狠狠砸在北平城的灰砖墙上，发出 “呜呜” 的嘶吼。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像这寒风般无孔不入，街头巷尾贴著 “悬赏捉拿共党分子” 的告示，侦缉队的黑色卡车呼啸而过，家家户户都紧闭门窗，连孩子的哭声都压得极低。就在这样的氛围里，一场针对李有水夫妇的悲剧，正悄然开始转动。

根据 “铁匠” 后来的证词，以及田丹走访多位倖存同志整理出的回忆，那条情报线的崩塌，始於一位代號 “麻雀” 的同志意外暴露。“麻雀” 负责传递北平西郊军火库的布防图，却在与联络员接头时，被埋伏的侦缉队当场抓获。不到半天，“麻雀” 叛变的消息就通过秘密渠道传到了上级耳中，整个联络点面临被连根拔起的危险。

上级当机立断，让 “铁匠” 通过事先约定好的暗號联繫李有水夫妇：“家中老母病重，速归。” 这是他们特定情况下的撤离指令。那天深夜，李有水刚从钢铁厂下班回家，脱下满是油污的工装，就看到张春妮正对著一盏昏暗的油灯，紧张地拆解著缝在棉袄夹层里的密写药水。“得赶紧全烧，所有文件都不能留，万一落到黑狗子手里可了不得了......” 张春妮的声音发颤，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