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 革积弊需新理论（2/2）

但这事没必要详细解释，孙炎日后自然会从红旗营的实际施政中看出二者的区别。

“伯融所虑甚是！”

石山摆出虚心受教的姿态，道：

“我红旗营最重稳固根基，定不会效仿秦之暴政。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孙炎也意识到刚才有些反应过激了，石元帅自起兵以来，最重民生疾苦，军纪严明，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又如何会重蹈秦朝覆辙？

想来是自己急于表现，又害怕将来担上“引导主君误入歧途”的骂名，才失了分寸。他连忙收敛心神，顺势捧了一句：

“元帅以苍生为念，实乃天下万民之福。”

缓和了一下气氛后，孙炎便将话题拉回，继续深入阐述自己的观点，道：

“东汉明帝时期，王景主持治理黄河、汴渠，修筑千里河堤，竟使黄河此后近千年无大改道，堪称奇迹。反观当今蒙元，其疆域之广袤，人口之众多，都远胜东汉，其国力本应远超汉世。

然其治理黄河，非但未能惠民，反而致天下汹汹。”

说到这里，孙炎稍作停顿，观察了石山的反应，才抛出自己的核心结论：

“蒙元以异族入主中原，歧视我汉家儿郎，固然是天下大乱的重要诱因，却非最根本症结。蒙元立国已六十余载，在其治理黄河之前，境内虽常有小规模叛乱，论数量和强度却未超出历朝同期。

其空有万里疆域和亿万百姓，而朝廷权威不振，号令不行于地方，豪强坐大，国力衰微，无法有效统合举国之力办大事，此‘国力虚耗’与‘组织无能’之弊，方是动摇其国本的根源！”

说完这番“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孙炎不禁有些紧张地看着石山，手心微微冒汗。

他这是兵行险着。毕竟，红旗营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民族矛盾是最鲜明，最直接的号召。

孙炎此刻却试图论证蒙元大乱的根本原因并非简单的“异族统治”，而是其国家治理能力的系统性失败，这无异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反元起义的民族正义性，冒着不小的风险。

不过，他敢这么说，也是基于对石山过往施政方针的深入研究。

他敏锐察觉到石元帅的关注点，似乎更侧重于社会阶层的斗争（如抑制豪强、均平赋役），以及对国家整体组织力和资源调配能力的重塑，其思考深度似乎超越了单纯的蒙汉斗争范畴。

孙炎赌的就是石山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论，来指导未来的政权建设，而不仅仅满足驱逐胡虏。

没办法，谁叫他既无功名，又有残疾，而石元帅根基已固，早有成熟的治政班底，若不剑走偏锋，只靠“得士绅而得天下”之类的老套说辞，如何能博得元帅的信重？

其实，从孙炎说出“元政之失，首在宽纵”这句话，石山就大致把握住了他想表达的方向。

而这，也确实是石山想要的理论。革除元朝积弊，建设一个新政权，不能只靠煽动民族对立情绪和反复兴大狱，必须有更清晰、更深刻的指导思想来支撑系统的社会改革。

虽然红旗营尚未建国，不宜现在就公然提出“元政失于宽纵”这等可能会吓跑许多中间派甚至自己阵营内部分人的“暴论”。

但孙炎能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还敢冒着被天下士绅口诛笔伐的风险向自己进言，这份见识和勇气，在石山看来已是极为难能可贵。

“说得好！鞭辟入里！”

石山眼中露出赞赏之色，颔首赞道：

“伯融此言，深得我心。国家财赋，取之于民，用之于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国防戍边、朝廷运转、赈济灾荒、兴修水利、创办学校、修筑道路、普及医疗等等，无不需要强大的财力物力支撑。

欲办好这些大事，就必须革除蒙元这种号令不行、纲纪废弛、豪强分割国力的弊病！

伯融既见于此，对于未来施政，可有更为具体的方略构思？”

“公共事务”这个词虽略显新颖，但其含义不难理解。在孙炎的传统观念里，政权的首要任务自然是维系自身的存在，公共事务更多是维稳基础上的顺带之举，或者说是妆点“仁政”的体现。

就如同士绅理论上也有关心乡梓，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责任，但其前提是维护其自身的超然地位和社会结构稳定。不过，这种大实话此刻自然不能宣之于口。

他略一思索，答道：

“在下以为，元帅当前正处于夺取天下的关键时期，一切策略自当以争取人心为要。蒙元近年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间实则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红旗营所到之处，推行‘正税免捐’，此举有力减轻了士绅与百姓的负担，大得人心。若能持之以恒，假以时日，收取天下民心并非难事。”

天下大乱之际，生存与安全是百姓的第一需求。红旗营不仅能提供乱世中最宝贵的秩序和安全，还能适当减轻赋税负担，自然能赢得广泛拥护。

石山见孙炎献策虽然比较激进，具体施政建议上却显得稳重而务实，心中更加欣喜，肯定道：

“这是自然！‘正税免捐’，安抚百姓，乃红旗营既定之策，绝不会动摇，必当坚持下去！”

孙炎毕竟没有从政经验，对于如何具体治理国家，所能给出的建议相对还是比较空泛。

但他深知士绅阶层之所以难以治理，在于其掌握了土地财富、人力（依附宗族的大量平民）和话语权（文化权威）这三大优势。

后两者因涉及宗族根基，短期内难以触动，但从土地财富入手，清理多年积累的田赋积弊，不仅符合历代“依法治赋”的旧制，也能快速见效，彰显新政权的权威。他接着建议道：

“蒙元吏治败坏，地方官绅勾结，豪强大多隐田转税，使小民不堪重负。若能下大决心清理隐田，均平赋役，必能做到‘民不增赋而国用足’。只是，”

他话锋一转，强调其中的难点，道：

“办理此事，首重人才。须有精通钱粮刑名、熟知地方情弊且敢得罪人的得力干吏去推行，否则善政也会搁置、歪曲，动辄激起民变。当选一二试点，谨慎行之，待取得成效后，再徐徐图之。”

红旗营在江北，其实已经进行过清理隐田的尝试。

如冯国用出任怀远县令时，就曾以旧有田亩黄册和丁口簿毁于战火为由，宣布免费为田主更换盖有新朝官印的地契，借此机会重新登记土地，清查隐匿田产。

但实践表明，效果并不理想，地方上的阻力重重，手段也更加隐蔽化。

孙炎强调需要“能吏”的观点，确实切中要害。没有坚定、精明且得到充分授权的执行者，任何良好的土地政策在基层都可能变形走样，甚至适得其反。

这也正是石山心中虽有诸多土地制度改革的构想，却不敢贸然推行的原因之一。

“伯融此言老成谋国，我定谨记于心。”

谈完眼前的策略，孙炎又将目光投向红旗营未来建国之后的大政方针。

他终究是生活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思维并未局限于土地上，而是考虑到了更广阔的财政来源。犹豫了片刻，孙炎谨慎地提出了另一个思路：

“历代为解决国用不足的难题，除了直接在田赋口赋上做文章，便是实行‘官山海’之策。各代具体内容或有增减，但整体趋势是官府专营的品类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

元帅未来若从此处入手，深挖潜力，或可开辟财源，减轻对田赋的过度依赖。”

“官山海”又称“管山海”，简单来说就是主张由国家来控制和管理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特别是对盐、铁等重要物资实行国家专卖（官营）或征收重税，以此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随着历代王朝从“官山海”政策中尝到甜头，官营产业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盐、铁逐步扩展到酒、醋、茶、砚乃至海外贸易等多个有利可图的行业。

到最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哪一行赚钱，朝廷就要插手哪一行”的趋势。

即便到了石山穿越之前，这种国家控制关键经济命脉的思想仍以各种形式存在，足见其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生命力。

可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过度依赖于“官山海”这类垄断性官营经济，就有些畸形了，容易抑制经济活力，导致官商勾结、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从长远看，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毫无疑问，“官山海”是财政来源的重要方面，也是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后世都还在用，石山没道理不用，甚至随着新政权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官山海”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大。

但眼下这种效率低下的盲目铺摊子，只靠垄断才能赚钱的经营理念，必须加以改变。他沉吟片刻，道：

“‘官山海’之政，确是国家财用之一。但其利与弊，都比较明显。我红旗营尚未立国，此策言之过早，待我再好好考察一番。”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