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3章 革积弊屠刀须利（2/2）

为了保障这套制度运行，元帅府必然要维持一支专业队伍，这又增加了行政开支。元帅府不可能凭空变出钱，这些财政负担，最终还是要转嫁到地方。

石山并非不体恤地方，相反，他极为重视民生建设，给庐江等新附之地预留了不少兴修水利、开垦荒田、设立义仓等公益项目的预算。

官吏们依然能从这些项目中经手银钱，理论上仍有“活”可做。

但有了预核算制度这把悬顶之剑，就得时刻防着“邻县三百贯就能办好的事，你县为何用了一千贯还没见成效”这样的对比质询，谁还敢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

一旦被户曹算吏揪住尾巴，轻则申斥罚俸，重则丢官下狱。

再比如，那些原本依附于元廷苛捐杂税体系而生的庞大“杂役”队伍，几乎一夜之间失业了。

元廷不给这些人发放俸禄，却默许甚至纵容他们在催税逼捐的过程中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其行径与“朝廷不发饷，默许官兵劫掠”如出一辙。

这不仅导致国家正税大量流失，更让官府在百姓心中彻底沦为豺狼虎豹，严重败坏朝廷根基。

石山深知，若不能将这些人肉体消灭，就必须给他们寻一条活路。

他给出了三条出路：上策，凭本事考取元帅府各曹的正式吏员，食红旗营俸禄；中策，安心回归田亩，踏实耕种；下策，参与修城墙、清河道等大型工程，赚取辛苦钱。

但元帅府各曹所需吏员虽多，却对品行、学识都有明确要求，绝非那些只会逞凶斗狠、盘剥乡里的旧日杂役能轻易考取。

免除杂捐后，只要肯下力气，老实种田确实能养活一家老小，年景好时还能略有盈余。

但那些过惯了欺上瞒下、游手好闲日子的杂役们，又有几个能真正弯下腰、沉下心去侍弄土地？

至于像苦役般风吹日晒的修城清渠，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因此，红旗营新附之地，都有不甘心失去“特权”的旧杂役试图闹事。

但红旗营已通过“免捐”抓住了底层民心，这些杂役又多是百姓痛恨的对象，根本得不到支持，闹腾的声势很难壮大。

而驻守各地的红旗营将士，正愁没有军功可立，巴不得这些不知死活的跳梁小丑跳出来，正好杀鸡儆猴，以儆效尤。

石元帅设计的这套制度好不好？

从长远看，周昶不得不承认，好极了！

中枢牢牢捏住了钱袋子，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

地方官想出政绩，也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事事看本地豪强的脸色，仰仗他们“捐献”才能办事。

现在，只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项目方案，向中枢申请拨款即可；以后落实中枢的各项政令，特别是可能与地方豪强利益冲突时，也少了许多掣肘和顾虑。

这套制度刚刚推行，漏洞不少，遇到的阻力更大。若是在元廷治下，这等触及无数人既得利益的改革，绝无推行的可能。

但红旗营眼下其地盘尚小，天低元帅近，地方官们纵有千般不习惯，万般不适应，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学习适应这套处处限制自己“钱自由”的新规矩。

只是，所有政策都绕不开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钱从哪里来？

前朝大儒司马光有言“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周昶并不完全认同此说。

但红旗营当前无论是借“勾结蒙元”“鱼肉乡里”等罪名，查抄贪官劣绅家产；还是取消盘根错节的杂捐体系，本质都是“财富再分配”，还是谋夺”旧有既得利益阶层的“民产”。

事急从权，打天下总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换取更广泛的支持。

周昶能掌控庐江，其实也做过类似的事，只是没有石山这么大胆。

他的忧虑在于，查抄贪官劣绅家产终究是一时之策。总不能坐天下了，还一直靠查抄家产来维持国库吧？那与土匪流寇何异？政权又如何能长治久安？

周昶既已献城投降，身家性命便与红旗营绑在了一起。他自然希望石山能成就大业，石家天下千秋万代，周氏也能与国同休，富贵绵延。

他曾在私下汇报时，以探讨地方财政的口吻，极其委婉地向石山提起过这个关于“财源”的隐忧。

石山强调红旗营“鼓励工商”，给周昶算了一笔账：元廷各地关卡林立，私设厘卡无数，商贾通行，十税其五都算少的，极大地抑制了货物流通。

而红旗营废除一切私卡，只在主要市镇设立税所，商路畅通，成本降低，必然刺激商贸繁荣，商税总额也必然会跟着水涨船高。

周昶虽然不理解“工”字何解，却也明白，促进商贸流通确实能带来丰厚的税收，远比死盯着田赋、把农民逼得卖儿鬻女要高明得多。

但“做大工商”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稳定的环境，严密的法度等等客观条件，还需要时间沉淀。

而眼下红旗营正处于急速扩张期，扩军备战却需要实实在在的钱财投入。

石山给他描绘发展工商的蓝图再美好，目前军费开支的大头，依然来自于对李氏这类“咎由自取”的顽固势力的无情清算，这是维系红旗营这架战争机器运转的命脉所系。

周昶本就因献城后权力被大幅压缩，面对全新陌生的行政体系而感到郁闷和力不从心。

长子周耽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竟敢为那罪证确凿的李氏求情，甚至说出“保不住姻亲故旧就失了根基”这等可能将整个周氏拖入深渊的话来。

这无异于在周昶焦虑的心口又狠狠浇了一瓢热油，他如何能不怒？

但抛开这些军政变革和家族隐忧，周昶也不得不承认红旗营军纪确实严明。

若不是接管庐江后加强了街巷巡逻，一般人甚至很难感受到红旗营的存在。

大军无论训练还是休整，平日基本都待在营中，出营后也有随征的绣衣营将士监管，原庐江军也在接受营中接受整训，不许出营。

战后，庐江的市面不仅没有萧条，反而因为清除了蒙古权贵和恶霸地痞的盘剥，秩序为之一靖，呈现出一种战乱年代罕见的平和景象。

石元帅本人也仅在破城当天召集庐江旧官进行了一次训话，了解本地情况，申明政策纪律，此后便一头扎进军政要务之中。

即便推行如免捐、整编、吏治等触及根本的变革，也是对事不对人，并没有故意折辱旧官来宣示权威，更无胜利者的骄横跋扈。这份务实和克制，让周昶暗暗心折，确信此人确为干大事的雄主。

当然，红旗营毕竟是志在改朝换代的势力，革旧鼎新必然会杀得人头滚滚。

破城后，对蒙古、色目贵人及其走狗的清算丝毫未曾手软，对民怨极大者的罪证搜集也一点没少，让庐江剩下的官绅大户们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底层百姓近乎狂热的情绪。

免除苛捐杂税让他们卸下千斤重担，清算往日骑在头上的蒙古贵人和贪官劣绅，更是让他们拍手称快，街头巷尾的议论中，朝廷、大元等词汇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石元帅、红旗营等词汇。

周昶在人前依然是受人敬重的大老爷，却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旧时代已经轰然倒塌，再也回不来了，而他周家正站在新旧交替的漩涡边缘，进则公侯有望，退则万劫不复。

(本章完)